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困局已成中共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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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畅想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

在该书中,梁启超从一个美好的“中国梦”预言开始——60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60年后的中国,将举办世界博览会,全世界的商品将汇集中国;60年后,全世界的学者也将汇集中国,听中国学者讲述中国变革图强的经验,听中国人讲述“中国自强道路”。

今天,距离梁启超的“预言”已经过去了不止60年,今日之中国虽然距离世界强国还有一些距离,但确实不再积贫积弱,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正在一步步“富起来”、“强起来”。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检验。(新华社)

可梁启超当年的“中国梦”,还有一条至今未能真正实现,那就是——听中国学者讲述中国变革图强的经验,听中国人讲述“中国自强道路”。

回顾近现代史,中国变革图强的经验可谓一箩筐,“中国自强道路”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中国方案乃至中国模式。可就算是这样,对于“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简单的命题,还是要么讲不好,要么讲出来没人信。用习近平的话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有理说不出”,问题出在不自信;“说了传不开”,看似根源于舆论主导权始终握在西方手中,但说到底还是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对于“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认识还不系统、不全面。以至于在讲述的时候,往往底气不足,再加上“西方月亮总比东方圆”的心魔,还或多或少存在于掌握话语权的不少精英的潜意识里,所以这就导致了说什么、做什么都甩不开膀子。

以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虽然中国在前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瞒报人传人,以及以稳定为第一要务的官僚主义做派等,但当主导权从地方转入中央,情况的确发生了根本逆转,目前疫情已经基本平稳。在这样的实践成果面前,面对西方世界防疫尚且一片混乱还挥舞着的“自由”、“人权”的大棒,原本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却还是招架不住。

实践不应该是检验防疫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尺吗?在这里显然不是,既定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口号压倒了一切。所以,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一些人总能不由分说搬出来这些“招牌”,为己方站台。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有不少人为其鼓与呼,自动扮演起为国人解释他国防疫举措合理性的角色。比如英国提出“群体免疫”一说之后,不少人即开始游说各方,试图将这一包裹着投降主义的做法奉为对于“科学”的尊重。

这里就有一个“反华惯性”的问题。对于不少西方世界的人来说,只要中国还没有实现“政治民主”,结束“一党专政”,那么其他层面再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不过是枝节和皮毛而已,中国也终究是“专制”甚至是“独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雷霆般反腐是政治斗争,中共在新疆开设教培中心解决暴恐问题是“集中营”,中国举全国之力封城抗疫是“戕害人权”。

也因为这样,所以中国每一次的舆情事件,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考察武汉社区时民众在阳台上喊出的“假的、假的”风波,中共官员每一次的失误,比如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感恩论”,都会成为有力“证据”,被反复炒作与利用。而当同样的“丑闻”发生在中国之外,“猛料”瞬间变得索然无味,无人问津。

这就是今天中国面对的现实,也是中西意识形态空前激烈对撞的必然结果。作为天然弱势的一方,面对今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舆论战,中国究竟该怎么应对?

首先,任尔东西南北风,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这也是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一直延续的传统,亦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和灵魂。很难想象,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这艘巨轮在经历文革十年浩劫后,何以能迅速掉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取得今天的成就。

还是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有观点认为,当美国屡次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来污名化中国时,中国就应该强硬反击,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的鹰派做法不就戳到美国痛处了吗?强硬和鹰派没有问题,但必须以基本事实为前提。赵立坚在病毒源头尚未有定论之前,就直接指向来自于美国,显然不合时宜,明显在跟美国一起“耍流氓”。反而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源头问题交给专家”的态度,很值得推崇。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媒访问直面敏感问题收获各方好评。(新华社)

其次,面对各方批评的声音,要不怕骂。邓小平当年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舆论环境,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就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

中国今天所处的舆论环境,总体上要比邓小平时代更宽松,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影响力也已大幅跃升,有了更多话语权。虽然立足今天硝烟四起的舆论战,中国无法做到不管“他们说什么”,但至少可以“不要怕外国人议论”。正如邓小平说的,“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有关部门在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全然不同的舆论战场时,往往选择“一刀切”,以为只要沿着既定的维稳思路阻断“骂源”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既加剧了国际场域批评的烈度,也在渐次丢失国内舆论场的主导权。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任何试图用“删帖”、“封号”等老一套来紧急公关,短期看遏制住了舆情,长远看其实埋下了一个个“雷”。

最后,要看到和敢于承认己方的不足之处,切勿粉饰太平。中国偌大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点问题也没有,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党,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从毛时代到今天的习时代,中国从积贫积弱一步步成为今天的世界老二,走一些弯路、经历一些曲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面对各种“问题”,以及经历过的“曲折”,要实事求是的看待和认识。这些“弯路”和“问题”,也是构成今日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避免再次犯下“颠覆性错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的舆论场,揪着中国的一些“问题”不放的各方,除了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外,有些“问题”是西方世界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也有一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何一步步让诸多“敏感问题”渐次脱敏,一步步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才是长久之计。因为立足现实,不管是反华势力,还是带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西方世界,中国在短期内很难真正促使其卸下“反华惯性”,或是摘掉有色眼镜。给一些“敏感问题”脱敏,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才能越来越不惧怕“骂”,才更有底气有理有据地回应各种“骂”。

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有关意识形态的会议中就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后续官方媒体文章亦直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

但同时,习近平还提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四个关键。具体说来,“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

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必须对于“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有系统、全面的认识。这里的“认识”,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更有文化的。有教训和不足,也有成就和经验。实事求是,不怕骂,敢于直面问题,再加上对于中国全面、准确的认识,如此过后,才可能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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