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国家动员】中共如何在疫情中巩固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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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体现出强烈的存在感与掌控力。(AP)

目前,中国以外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9万,其中美国已超12万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际,中国不仅基本控制了国内疫情并开始恢复经济,也开始了向外部支持的模式。尽管如今外界仍然对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但即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能从中国的经历中学到很多。对于中共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制度性的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存在感与掌控力。事实上,至今外界仍十分普遍地认为,对于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疫情乃至其后在全球的肆虐,中国政府最初的掉以轻心要背负不小的责任。如果在疫情初期,这种舆论争议或许可以视为是一种情绪发泄与自我反思,但是看看现在的全球局势就知道,在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面前,即使再提倡自省精神,也无法对主观因素太过苛刻。

“让子弹飞一会”的结果就是,中国在这场疫情中的确有许多亟待反思与改进的地方,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只批判而避谈中共的危机处理能力。其虽然在疫情初期遭遇最为严峻的挑战,但却依靠强大的解决能力化解危机。

解读中共是如何依赖自身的条件首先拿下这场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大约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看:

首先,中共对疫情的重视。对比推出所谓“群体免疫”后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染疫形成的傲慢悲剧与美国漫不经心的防疫突然成为新的环球疫情中心,中共最初的防疫举措甚至被外界质疑反应过激。

早在1月21日,尚在云南考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作出指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坚决遏制新冠病毒蔓延势头。随后可以看到,中共政治局会议密集召开,研究疫情防控。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下,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成为中国全国上下最紧急最重要的头等政治任务。

其次,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1月末,《纽约时报》曾注意到中共领导下的疫情防控,写道:中国像一个行动缓慢吃力的巨人,不愿意动,但一旦动起来又可以有着惊人的紧迫性。

尽管这是媒体对中共威权体制两面性的评价,但是确实可以看到,中央集权下的效率。疫情爆发之后,中国自上而下迅速构成一个“防疫金字塔”,分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治局,以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以湖北省委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这个防控体系的构成不仅架构了疫情防控的责任网络,更确保中共最高层级的决策指令能够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的得到推行。例如在春节这个停工歇业的时刻,中共能够调集资源10天交付一座医院;再如在人口流动如此密集的中国,中共能够依靠强力的政策指令让城市乡村处于静止隔绝状态数月之久;再如在疫情平稳之际,大大小小的交通障碍能够在一夜之间解封。而这在欧美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解放军支援湖北之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军方闻令而动。(新华社)

此外,中共运用党领导军队的指挥权,在应急突发事件面前,有这样的调动能力使得集中最为优质的军医资源能够快速对接到疫情防控的社会层面。也是这样的政治逻辑,可以看到,新建立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交由解放军接管。

其三,危机面前,中共塑造“党的先进性”。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共拥有更为强势的政治资本的同时也要承担最为繁重的政治责任。因为在中共的理论思想体系中,中共先进性的代表意义使得党员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在享受某些方面的社会福利之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义务。例如在疫情严重的湖北医疗资源调配期间,来自中国各地的支援医护人员多是以党员优先;再如,耗费巨大的疫情救治工程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带头捐款,对中国全国9,000万党员形成一种政治示范效应,截至目前,筹得82.6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疫情防控的危机关头,用人之际。疫情逐渐平稳之后,中国面临经济恢复的信心问题,各地出现建议党员带头消费的政策档。

或许这种安排只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对自身的要求,但是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得社会可以在危机面前迅速团结在一起,避免意见不一形成的无谓内耗,在强大的核心领导下,最终的结果也强化了其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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