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舆论】中美应对疫情落差大 美学者称不是体制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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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焦点。针对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所表现的差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刊文,就“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已经并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

在这篇文章开头,福山先是回顾了2020年1月当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时遭到的种种抨击称,当时由于李文亮医生这类事件,外界一度认为中国的疫情暴发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的信息传播受到阻碍,由此认定中国的疫情展现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国那种“集权”政治体制的失调。

“可如今情况对于民主政府却并不那么乐观了”,福山写道。

他表示,欧洲现在面临比中国更巨大的疫情负担,其中人口只有中国二十分之一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更是已经超过了中国官方给出的死亡人数。“看来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也在出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险,不论是为了避免伤害经济还是保护他们个人的利益”。

福山甚至还认为这其实才是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过去2个月里并没有进行防疫准备的原因,并提到如今随着中国的疫情已经趋于平稳,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反而对于英国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马马虎虎的防疫措施感到震惊了。

在中国抗疫过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体现出了强烈的存在感与掌控力。(AP)

福山强调,在这种已在全球暴发的疫情面前,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已经不适用了,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已经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因为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中都出现了应对得好和不好的案例。“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

他进一步介绍说,这因为在面对像新冠疫情这种危机的特殊时刻,任何政治体制都会将更多权力集中给行政层面,民众也会去依赖政府,所以政府中那些做决策的人,那些头头脑脑,他们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将决定一个国家应对疫情的好与坏。

“但不幸的是,这种信任今天在美国并不存在”。至于美国为何如今表现得不行,则是因为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总统。他说,特朗普从上台以来就没有表现得让人信任,他只顾着取悦他那占美国总人口35%至40%自己的支持者,从没有尝试去获得那些不支持他的人的认可。他还说特朗普还一直在损害那些他认为不服从他的机构的能力,任人唯亲,不看重能力,这都在疫情袭来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他的信任危机,并撕裂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但也有分析称,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际,中国不仅基本控制了国内疫情并开始恢复经济,也开始了向外部支持的模式。尽管如今外界仍然对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但即使是特朗普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能从中国的经历中学到很多。对于中共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制度性的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存在感与掌控力。解读中共是如何依赖自身的条件首先拿下这场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大约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看:首先,中共对疫情的重视;其次,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1月末,《纽约时报》曾注意到中共领导下的疫情防控,写道:中国像一个行动缓慢吃力的巨人,不愿意动,但一旦动起来又可以有着惊人的紧迫性。尽管这是媒体对中共威权体制两面性的评价,但是确实可以看到,中央集权下的效率。疫情爆发之后,中国自上而下迅速构成一个“防疫金字塔”,分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治局,以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以湖北省委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这个防控体系的构成不仅架构了疫情防控的责任网络,更确保中共最高层级的决策指令能够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的得到推行;其三,危机面前,中共塑造“党的先进性”。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在中共的理论思想体系中,中共先进性的代表意义使得党员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在享受某些方面的社会福利之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义务。

事实上,针对美国疫情防控效果甚微的现象,外界早已争论不断。3月2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载多位全球思想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看法。

其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看法认为,美国疫情大爆发与该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不足有关。

约瑟夫·奈表示,特朗普宣布了一项聚焦大国竞争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该战略的不足,美国即使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也无法独善其身。

约瑟夫?奈指出,正如美国政治家理查德·丹泽(Richard Danzig)在2018年总结的那样:“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后果上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可能被意外释放的辐射,也许将成为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商定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作为缓解众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约瑟夫·奈还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时,仅仅考虑美国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是认识到与其他国家一同行使权力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还是狭义的。

这次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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