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防疫” 世界各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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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个路径时间表。约在2019年12月底,中国网上出现了“疑似SARS的未知病毒”消息,而后在一月初到一月中人们得知有一些人感染上了未知病毒,1月3日中国通报WHO。直到一月中旬,中国之外的一些媒体对未知病毒的消息纷纷云云,但中国内部并未真实体会到疫情的严重性──包括人传人的严重性。1月20日前后,专家出来对人传人的警告,1月23日武汉封城。

约莫二月底三月初,湖北疫情数字趋缓,其余省分陆续零新增,疫情大致控制住。从疫情逐步严重到逐步控制,大约两个月整,在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一系列措施是有效率且果断的,但在1月20日以前的“政府瞒报、打压吹哨人”太过深入人心。

因此,当海外疫情爆发,甚至美国因为治疗费用、欧洲部分国家因为医疗资源紧缺,让外界产生“好像比中国还惨”的感觉(尽管体制差异无法直接比较、这种感觉也未必正确),连不少西方媒体都开始讨论“中国防疫模式”。这时,“中国防疫”在西方媒体及舆论中就会产生有趣的化学反应。

中国的防疫模式因为其体制,遭到西方舆论的讨论与质疑。(Reuters)

其一,“中国防疫”成为一个个“Yes, but”。

在海外疫情严重的近一个月来,分析西方媒体在防疫上的讨论,可以明显发现一个“是的,中国防疫有效,但是”的“Yes, but”的句式。比如德国一家媒体的专栏评论文章写道,现在中国的防疫被外界视为有效的,“但是”不能忘记这样的高效是专制的、且其展现的结果未必可信(比如中国政府可能美化数字)。

再比如,西方专家在媒体上评论疫情时,亦会如此表示──中国防疫有效,“但是”中国防疫亦涉及政府对人民的监视、经济等问题。

其二,强调“中国防疫”,更强调“专制之弊”。

在讲起这次中国防疫,对中国政府“隐瞒消息,导致各国轻忽病情”的抨击至今仍热烈。不论蓝绿政治立场的台湾媒体,以及台湾政府本身,都将“WHO失职”以及“台湾一开始就未相信中国防疫信息”归结为“台湾防疫成功”之因。跳出台湾,西方主流媒体在分析防疫成功的案例时,韩国、台湾也被列为“民主防疫典范”。比如美国CNN、法国十字架报(La Croix)都以台湾经验“证明民主做得更好,未必要专制”。

相对于专制的信息管控、瞒报等,民主国家不容易有相同问题,且也可以有效管控──这是不少西方媒体分析之态度。

然而,当有德国媒体向德国政府官员提及“亚洲国家防疫”的一些措施(如韩国、台湾均手机GPS定位需居家隔离的人民),立刻被抨击了,这是违反人民信息保护的。也就是说,东亚民主国家或地区的防疫措施,也有那么些“中国专制”之成分,比如政府有限度管理人民的人身自由、获取民众个资并监督等。

但毕竟是民主政体,这些问题在西方媒体上的凸显,远没有“专制中国”明显。

其三,基于以上两点,此次疫情比起疫情本身,从欧美国家到中国舆论,关注点已经来到了“当专制被证明有效,民主国家如何防卫”之争,如同过去在经济议题上的探讨、以及欧美评论人在过去十年迫切找到“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征兆一般。

中国存在感之强烈已经如此明显,而以欧美为首的“主流世界”仍看不懂其体制、也难以适应。台湾有蓝绿之争,但最大的民意是“防止中国吞了台湾”;而美国、欧洲都有两党甚至多党之争,但最大的民意是“专制国家的影响力不能超越或影响民主国家”。中美之争是未来数十年的常态,欧洲国家在务实与意识形态、政治与现实利益中的权衡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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