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抑或“护党救国” 国民党“清党”后如何涣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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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阶段,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事件”,这是中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共斥之为“反革命政变”正说明了该举措的非法与背离革命初衷,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目之为“护党救国”也显露了内部意识形态分裂的危机。但无论叙事角度为何,都无法改变国民党自此之后组织与思想涣散的事实,其影响以迄今日都无法消除,可说是国民党的百年硬伤。

蒋介石于北伐途中发动“四一二事件”夺权,破坏国民党党纪与组织,也背离革命初衷。(凤凰网)

“四一二事件”常被国共双方解释为纯粹的反共行动,但这其实又牵涉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伺机铲除异己与夺权的私心。当时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担忧,立场左倾的汪精卫将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联合架空自己,故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有意削弱中央政治会议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能,将“党指挥枪”掉转为“枪指挥党”,致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蒋的疑虑不停增长。结果当1926年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后,双方的冲突也随着北伐的炽烈更形白热化。

1927年1月,蒋介石于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打算同武汉政府相抗衡,并于2月19日南昌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杀气腾腾地宣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中正自信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改成一个新军阀”。但武汉政府显然不作如是想,其于1927年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政军大权,并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改以主席团代替,并削夺蒋介石的多项职务,意图重申党权。

但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岂甘心屈服,于是一面加速向江浙进兵以取得当地财阀支持,一面借助帮派夺取地方党组织。最后,蒋介石断然发动“四一二事件”,大举镇压上海工人纠察队与捕杀共党党员,同时捣毁与控制各地国民党党部,并于4月18日宣告迁都南京,正式与武汉政府决裂,是为“宁汉分裂”。接着蒋介石再利用南京的“正统”国民政府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再编造一连串会议纪录以强化“合法性”之后,正式下令各地组织“清党委员会”除去共党,就此引发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

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中,惨遭国民党军队杀害的人士。(上海档案信息网)

尽管部份国民党党部,还惺惺作态地声称清除共党时“绝不图报私怨瞻徇情面畏惧势力”,但滥捕滥杀仍时有所闻,连反共的《大公报》都痛批“今宁政府标榜反共产党,独司法观念则学共产党,其处置共党也,犹之共党主张之赤色恐怖……在宁政府之治下,仍日见不宣布罪状之杀人。彼特务处之性质,果何异于军政执法处?又何异于两湖之共产党?……何以主张全民革命之国民党,而杀戮异己如是?”将国民党譬喻成北洋政府与苏俄共产党的翻版。这对向来主张反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的国民党来说,绝对是最沉重的批判。

坚决武力清共的吴稚晖(1865─1953年)曾表明“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但真相是只有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派系才有治理中国的资格。因此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或同情工农群众的人士,几乎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残杀或构陷。再说连蒋介石也亲口承认“究竟那个是真正的党员,那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那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那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說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因此冤杀滥杀自然无可避免。

“清党”虽然将共产党清出国民党,但对国民党本身的打击也十分剧烈,首当其冲的即是党纪与党组织的毁灭。蒋介石恃军夺权、另立党中央与政府,完全摧毁孙中山以党领政的政治原则,也造成国民党党组织始终得依赖蒋的军事权威才能施行统治,没法健全地发展。地方党部更是在大屠杀之后几乎被摧残殆尽,土豪劣绅则趁机混入,致使难以获得底层人民的认同。到1933年底,国民党在全国仅有未满17%的县设置县党部,可见与地方关系的疏离,而这种统治力度的局限也成为国民党失去民心的致命伤。

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异己的滥杀冤杀,也导致不少党员离心。(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根据统计,国民党曾号称拥有百万党员,但在“清党”后,至1929年10月仅剩65万。作为国民政府统治核心的江苏,1928年江苏省党部报告道“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连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广州市,也仅有不到10%的党员报到登记,显见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恐惧。《中央日报》社论也承认“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工农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

而为了弥补流失的党员,蒋介石大力敦促军人与公务员入党,甚至把根本不懂三民主义的张学良(1901─2001年)、阎锡山(1883─1960年)、冯玉祥(1882─1948年)等地方军阀也拉拢进国民党核心,以求安抚各方势力。这对曾高倡铲除军阀的国民党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种反讽。且这种仅靠吸收军事与政治菁英成长的党组织,注定无法理解工农阶级的要求、也得不到渠等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1927年汪精卫首先倡议要连带思想“清党”、“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之后,国民党便开始以“一反其义”的方式改变宣传。但是国民党的救国理论与共产党有诸多通合之处,何况国民党的架构与思想受苏共颇深,根本无从区分或清除,这导致国民党员无所适从与引发更多争论,甚至连“打倒帝国主义”一词都被视为有推翻资本制度之嫌的红色口号。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1899─1935年)遂讥讽:“你们要清党清理论,不如老老实实,将共产党所教给你们这班不肖学生的东西,公开的都清出来”,凸显国民党在理论建设一片苍白的弱点。

知法犯法、破坏党纪、地方统治无力、疏离工农阶级、又缺乏强力的中心论述,这都是蒋介石“清党”后的副作用,也使国民党日后在内战中惨败。这些负面遗产还遗存至今,令国民党依旧提不出有力的思想吸引人民,亦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党组织,甚至还要自打嘴巴地跟风台独立场,致使其在幅员甚小的台澎岛屿上也势蹙难存,而唯一不变的核心思想反倒是反共。尽管台独人士咬定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乃因不合趋独的台湾民意,但实际上早在1927年蒋介石决意夺权清共开始,国民党就注定走向自己的反面、迎向自己的毁灭,其末路绝非始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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