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传染病大流行 中医以“气一元论”初探疾病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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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如今仍在欧美等国肆虐,民众除了戴口罩、勤洗手与保持社交距离等做好个人防疫外,政府机关也相应推出配套防疫措施,如小区防控、发布疫情信息、实时确诊等方式来有效避免疫情扩散。而在尚未有现代医疗防疫观念的明代,时人则运用中医的医学理论来防疫。

尚未有现代医疗防疫观念的明代,只能依赖传统中医的医学理论并以此拟出防疫策略。(百度百科)

古老的中医要如何防疫呢?那就要说到影响中医深远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气”。何谓“气”?气的观念,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载:“气也,象形”,原指为云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气”开始变得哲学、抽象化,逐渐形成“气”(精气)是物质与构成天地万物本源的观念,而有了精气学说(即“气一元论”),其中以《管子.内业》最具代表性,而影响中医深远的《黄帝内经》,即是精气学说与中医交融的成果。

因此中医至今仍有气一元论的概念,即天地万物为一气所生,而气、血、精、津、液则是构成人体与维持生命的重要基础,并以气为总纲,根据其分布与功能的不同,分出80多种气来说明自然现象、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与进行养生保健。

到了明代,“气”仍是中医的核心观念。自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150-219年),将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对于霍乱、虐病多有描述,堪称中医内科精典。之后各朝医书也对瘟疫等疫病皆书有专篇,其中明代医者张景岳(1563-1640年)的著作《景岳全书》,对于瘟疫的病因与预防治疗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景岳依据过往中医经典,提出瘟疫为“邪气”,只要做好自身防御,就能有效避免感染。图为后世所绘的张景岳画像。(百度百科)

张景岳将过去中医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书对于瘟疫的描述总结,并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因冬季寒邪而引发的伤寒并不全都是瘟疫,只有在患者不分年龄大小,感染症状大致相似的疾病才属于瘟疫,为区别瘟疫与伤寒病症奠定了基础。张认为“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强调在传染病流行期间要正确对待正气,加强身体的防御能力。

至于要如何“正确对待正气”?张景岳提出“避疫五法”:首先是从患者的身心状态上调整的“调畅情志节劳欲法”,以增强身体抵抗力);隔离法,这是为了避免“一人不愈,而亲属之切近者,日就其气,气从鼻入,必将传染”,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以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与现代传染病学提出主要措施不谋而合。剩下的避疫三法是药食预防:即焚香佩香法、噙福建香茶饼法(将药饼含在口内溶化吞下)、雄黄末涂鼻孔法。

吴有性,字又可。他根据临床经验,认为瘟疫主要透过口鼻传入人体。图为后世所绘的吴有性画像。(百度百科)

由于明末至清初(1600年—1644年)时为“小冰河期”,年平均温异常寒冷,导致中国北方夏季干旱少雨,农作物歉收频发,鼠疫与瘟疫横行。亲身经历的医者吴有性(1582-1652年),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温疫论》一书,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一说,指出瘟疫之为病,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更指出这股“疠气” 从口鼻而入,造成“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等”的疫情,“其性毒烈,不同于六淫”(即中医的风寒暑湿燥火)。吴认为,疫病的发生与否,除了与导致疠气发生的外因有关外,人体是否维持正气强盛才是关键。

吴有性依据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知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推测感染瘟疫的原因是由某种不可见的物质导致而成的,这项观点与现代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非常接近。但非常可惜的是,之后的医者并没有循着张景岳与吴有性的思路继续追本溯源,而是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如室内烟熏法或是通过吸食药物等末端防治的方式避疫,让中医在临床防疫上未能如西医般获得大幅度的改善。尽管现代社会还无法完全用“科学”解释中医,但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医还是有其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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