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舆论战】中共宣传机器的老短板与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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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舆论的“口罩外交”指责,中共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影响力有限。(新华社)

自认为了最大程度地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而采取 “封城”等措施的做法却被西方舆论批评侵害了民众的“自由”与“人权”,而对外派遣医护团队援助医疗物资却又被贴上“政治宣传”、“赎罪”、“口罩外交”等标签,甚至在中国刚刚从一场重大的疫情中稍得喘息之际,又被扣上“中国病毒”的“帽子”……

对于国际舆论上的又一波反华论调,如果中共以为自己遭遇的不公与污蔑只是西方意识形态挂帅下“反华惯性”式的常规操作,且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话,那么中共是否也需要审视自己是如何与世界沟通的。事实上,一些经验教训已经警告过中共,西方的偏见的确需要改变,但同时也需要改变自己。

当然,改变自己并不是迎合西方的喜好,而是说,中共需要意识到改变对方的偏见是目的,而不是不断地通过争吵制造新的政治对立,激化新的矛盾。尤其是在自认理直气壮的时候,中共更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话语权始终不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要审视,中共宣传机器所受到的诟病最大。两个原因,老短板与新问题。所谓老短板即是近些年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增强之时,宣传领域却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短板,尤其是外宣。明明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但每每中外舆论冲突,中共宣传机器总是面临话语权旁落的窘境。现实是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所做的的确极少。

靠近中宣的北京观察人士曾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宣就像中国足球,领导很重视,投入很巨大,但是效果总能降低外界的期待,可谓比喻贴切。

习惯于服膺体制惯性,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共宣传机器的新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果说疫情之初中国媒体因政治环境的收紧而削弱了监督功能,丧失了在疫情之初本该扮演的社会角色,那么在所有媒体快速反应过来后,不仅言论控制继续受到挞伐,而且官媒组织的大规模的正面宣传团队报道也屡屡出错,令官方媒体公信力大损。

依照中宣庞大的机构规模与官方地位,其本该在中国此次的疫情中扮演最为迅速、最为权威的媒体角色,但是看看中国官媒在此次疫情期间所做的报道,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在中国国内被痛骂习惯“丧事喜办”:2月12日,武汉机关报发表《流产10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的文章;2月15日,陕西都市生活类报纸《华商报》旗下的“华商汉中”头条号发表稿件《孩子出生不到20天,她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原文中,出现刚出生20天不到的双胞胎孩子会说话,问爸爸“妈妈干嘛去了?2月17日中国甘肃的官媒在用户活跃的自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布一家医院的十几名女性工作者,在出发前往疫情中心武汉之前剃了光头,并炫耀称她们为“最美的逆行者”;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持续地报道在政府办公室扔下捐款转身就走的人。有人汇总了41个“丢下就跑”的报道。

更令人尴尬的是,在3月8日中国官方嘉奖的“巾帼奋斗者”的“国社记者”廖君正是当初报道李文亮等9人为造谣者的第一人。

放在承平时期,这种为执行某项“统一部署”的惯性操作可能不过是被哂笑一下,但值此悲情时刻,官方仍然为了所谓的“正向宣传”而机械地编造故事,便只会自己打脸惹起公愤。

结果可以看到,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国民众以“财新”之类的调查报道为了解武汉疫情的“官方指南”,甚至湖北作家方方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封城后的武汉也颇受追捧。

内宣失利,外宣更是惨淡。在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到全球的整个过程中,中国都承受了外界不少的误解甚至是污名化的报道。但是除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Twitter)上曾与美国展开激烈争论外,中国媒体的声音在这种国际争论中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

在疫情快速全球扩散的2月份、3月份,新冠肺炎病毒在美国政府的包装下被径直称为“中国病毒”,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令中国形象大损,在海外甚至成为掀起新一轮反华辱华浪潮的理由。在这一过程中,在Twitter上拥有大量粉丝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配合”影响了国际舆论的走向,而中国宣传机器几乎彻底“哑火”,只能将外宣任务“内宣化”。

当然,包括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在内,中国外交部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驻外使馆人员也曾试图在Twitter等国际舆论场上发动反击,但是这些声音仍然是微弱的,而且“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强硬的语调,反倒触发了外界对中共进行舆论公关、“雇佣”网络水军洗白的更大指责。令人惊讶的是,4月13日开通不久的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星原Twitter账号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官方Twitter账号被同日封闭,这一明显针对中国、侵犯和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并没有收到国际舆论对Twitter的一致指责,中国也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同情。这凸显了中国外宣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和脆弱性。

无论是其国内的宣传报道还是中外的疫情口水战中,中共宣传“左手”斗不过商业媒体和自媒体,右手打不过特朗普(Donald Trump)这种新型大“V”,更无法改变西方舆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偏见,而在“群众路线上”,中国网民又受限防火墙,结果就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中共宣传问题的“大厦”不是一天堆积出来的,有技术性问题,也有体制性障碍。例如僵硬死板的宣传机制下,当上层有指示,下面便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执行,且不管有没有调查,甚至连新闻的真实性都不要了,只要大方向与指示保持一致。其是垄断地位下毫无竞争力产生的体制惰性;是过于森严的上下级观念体系中的政治指令;也毁于从业者“讨饭吃”得过且过的不以为然。总之,当一个带有官方角色且已经形成固定思维的宣传机器就这样运转了数十年后,凭一人之力,一家之力是难以改变它的运转节奏的。

中共宣传机器的强大最需要的不是扩充人马,甚至不一定是学着创新,最为重要的是释放活力,而不是“一管就死”,然后真正地以对方听得懂的话学会沟通,而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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