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红头文件强调容错 政坛高压整风后的回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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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宣称“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全文4月14日一经公布,立刻被官方媒体解形容为“措辞严厉”。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份通知中还提到“研究制定为受到诬告错告干部澄清正名的意见”,通知要求“对近年来被问责和受处分干部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梳理,积极稳妥使用影响期满、表现突出的干部。”“完善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把“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选拔出来。

这被视为中共从十八大开始推行的政坛高压反腐整风,经过数年之后的一种“回调”信号。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的通知。(深圳市水务局官方网站)

曾经的高压和零容忍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后,以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旋即对外展现出惩治政治腐败的决心。以王岐山为书记的那一届中纪委连续对多名涉及腐败乃至“政治阴谋”的高层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解放军将领、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进行调查为开端,中共对为数众多的各层级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查处,使得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反腐败行动达至史无前例的高度与广度。

在十八大至十九大时间的几年当中,不仅包括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正国级)、曾经的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副国级以及众多正副省部级官员落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甚至在2014年8月被中国媒体曝出“与腐败做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可见中共曾经的高压反腐一度到了怎样的紧张状态。

当时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曾多次讲话,要求纪委官员要对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时间,官场高压氛围浓厚,甚至流传出“宁见阎王,不见老王”说法。

“雷霆手段”之后的回调

及至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以及之后的十九届中纪委二中全会,中共决策层将反腐定位于“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下一个目标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这场显得“雷霆万钧”的反腐风暴似乎稍有收势,但是中共高层当时也指出,“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这表明中共官场腐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中共的反腐败将长期在路上,不过无法否认的是,官场为此出现了“宁可无功不可有过”的为官不为乃至形式主义加重等问题。

基层官员为了应付各种检查、巡视,负担加重甚至成为一种现象。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在2019年年初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

此外,整体来看,中共十八大后十九大前的反腐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反腐,但其行动侧重点有先后次序和阶段性,呈现出“先主干、后枝节”的特点。中共十九大之后,因为在党政机构领导层反腐清理已经大体完成,中共政坛反腐主攻区域已经“扩边”和“下沉”,从数据上看,副省部级以下官员以及基层官员比例明显增高。不过越到基层,需要监察的官员基数越大,监察起来越复杂难辨,具体到个案更加纷繁复杂,4月14日中办通知中所指的“诬告错告”难免存在。

所以,在2019年年初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之后,中办2020年4月14日再次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通知再次强调三个“区分开来”。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段话显然是在为政坛官员松绑。

最重要的是,此次通知更是明确了“容错”机制。要知道,此前受处分官员几年后再被提升,一旦被外界察觉,总会有“带病提拔”的质疑。如今“对近年来被问责和受处分干部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梳理,积极稳妥使用影响期满、表现突出的干部”的表述,则是将问题官员和“知错能改且有能力”的官员区别开来。

而这,显然是中共政坛人事任免不唯年龄、五湖四海等原则之后,更进一步的有益补充。这对于政坛官员来说,是某种程度的“松绑”,能有效改变官场“为官不为”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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