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非洲人争议】反思非洲人风波 不可忽视的“土壤”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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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舆论对非洲在华人士的敌意暴露了部分国民性格的狭隘、极端、不健康。(多维记者/摄)

当中国人在这次疫情中所展现出的强烈自律意识与集体意识被奉为战胜疫情的国民优势时,广州非洲人受歧视争议也暴露出中国国内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倾向。尽管这种思潮是疫情特殊时期刺激下的抬头,却也不能忽略,这正是中共在此次疫情中需要小心的。

4月初当中国国内疫情得到稳定控制之后,接连有非洲籍入境人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与此同时,不时有非洲籍人员在中国不接受当地隔离检测等防疫措施,甚至有视频传出一位尼日利亚籍新冠肺炎患者不配合治疗并将护士打伤。在众多的声音中,当时有自媒体发文称广州越秀区“有30万非洲籍感染新冠肺炎”,大量非洲籍人员引发疫情爆发,“造成广州社区封闭”,传言一度造成社会恐慌,也将在粤非洲籍群体推向舆论漩涡。有人在网络上发声 “请政府给百姓一个交代”,呼吁广州政府针对性地展开专项行动大力整治非法滞留在广州的黑人。

该现象不仅在中国国内引发讨论,在粤非洲籍群体与当地防疫政策产生的摩擦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得到放大,一度上升为国际间舆论问题乃至惊动外交系统。

坦诚说,关于中国是否存在针对非洲人的“防疫歧视”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话题,但中国国内有没有针对非洲籍的“歧视”情绪,这其实无需遮掩,必须实事求是地讲是有的,而且这种情绪由来已久,此次疫情不过是一个刺激,将这种情绪集中引爆。

2019年1月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曾广泛流传一则广东佛山电视台的视频,视频显示,当地黑人从扰乱公共秩序,到非法务工、打劫、小偷小摸,各种问题令当地人反感。电视台还在当地随机采访他们对周围非洲籍群体的印象,其中一位女士表示,黑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大声喧哗,还随地方便。一位男士指出,自己惹不起黑人。

公开报道显示,在距离佛山不远的广东省会广州,黑人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长久以来,广州黑人会在言语上过度骚扰女性、他们聚居地卫生情况恶劣,一些非法滞留者给当地的城市管理和治安造成困扰。因此,当地居民乃至中国国内都有出现以集聚在广州的黑人为代表对非洲籍群体抱有偏见乃至敌意。这其中有中非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隔膜,但也裹挟着非洲人本身的种族、财富、犯罪率、信用等较为普遍的群体性特征。

排外情绪、民粹不止在中国,在美国,在英国,在俄罗斯等等国家都是一个突出的国民问题。该如何成熟地看待广州非洲籍黑人的存在,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外交、对外开发、社会管理和国民心态调整的复杂问题,而终归也是中国是否在成为一个大国的同时,形成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土壤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1840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这期间中国对器物的变革到制度的改良、更换及至道路的选择,都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至今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对第五个现代化的阐述,现代化在中国已经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层面。此次的疫情,让中共认识到中国急需加强第五个现代化的进程,这其中当然有官僚体系的问题,体制机制的问题,但广州黑人事件同样应该纳入这种反思,这是中国国民现代化的问题。

国民不够现代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有历史形成的民族性格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境遇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上的社会转型中,国民的现代性改造始终是一个问题;民国初创,我们要挖掘的是自己的封建女性和小农思想,于是有鲁迅的杂文在其中冷峻地剖析国民劣根性,才有所谓思想启蒙运动。今天,中国虽然走出了积贫积弱的历史时期,但是国民性格的塑造却仍然是滞后的,从1980年代到当下,国民科学、民主、博爱、文明素养提升了吗,符合一个大国国民的要求了吗,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动辄被唤醒的排外主义倾向、盲目的崇洋媚外主义,绝不是一个健康的现代国民心态。

国民现代化与否直接关乎这个国家的现代性,尤其是人们所关注的根植于这个土壤之上的政治现代性。当然,反过来说,中国的官僚腐败、不仅是官员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生态所致。

因此,民众的现代化正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土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更要认识到增进土壤现代化的重要性。近年由于国际形势变动,在全球孤立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伴随一些争议事件民粹倾向冒头。广州黑人事件仅是一个警示,随着疫情的消退以及舆论的降温,这种情绪或许不会再集中爆发,但是这仍然值得警惕,中国国民心态的自信才是中国迈入现代化的根基。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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