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欲历史再现?中西方舆论场的围剿与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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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AP)

“2009年,H1N1流感在美国大面积暴发并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20万人死亡,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吗?上个世纪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国发现并蔓延至全世界,不知道给世界上多少人造成痛苦,有谁找美国追责了吗?……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动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最终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有谁要求美国为此承担后果了吗?”

北京时间4月20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和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近日多次声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言论、且要中国负责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以三连问回应。

一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无情肆虐,让全球各国都陷入了一场兵荒马乱。疫情造成的死亡规模和经济倒退对当政者们的挑战如此之大,以至于找个“责任承担者”以供本国舆情发泄,似乎成了某个范围内的共识。

所以,印度两个律师协会4月初向联合国诉状中国“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新冠病毒”索赔20万亿美元的举止,不仅未被斥为荒诞,反而让美国以及英国、法国和澳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和部分政客纷纷跟进。甚至有澳洲议员表示:如果中国不付钱,就没收在澳中资有政府背景企业的资产。

2020年4月8日,白宫詹姆斯·布雷迪新闻发布厅,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国务卿蓬佩奥关于冠状病毒的讲话。(AP)

一时间,作为最早暴发冠病疫情的国家,中国受到的责问与日俱增。从病毒来源追究、到中国制造病毒毒害全球,再到中国囤积医疗物资获利,最终将这些指责衍变成如何向中国索赔。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中国形成舆论“围剿”之势,以至于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的“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这些已经蒙了两个甲子尘土的名词,似乎要从一百二十年前“穿越”回来继续重演历史。中国官方开始只是外交流程上的抗议,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仅是如此显然不够。

所以,继4月17日对疫情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进行大幅修订之后,中国又在4月19日进一步披露最初七例病例的会诊记录,间接回应外界对疫情起源和早期应对的质疑。不过中国官方坚持称,该国在疫情信息发布上始终抱着“公正、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4月17日就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情况进行了通报。通报称,截至北京时间4月16日24时,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累计确诊病例数订正为50,333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累计确诊病例的死亡数订正为3,869例。

官方解释称,出现以上数据差异的原因这是,一是由于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二是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三是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报送信息;四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存在重报、误报情况等。

在武汉官方此次修订数据之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数据一直受到外界的质疑,尤其是疫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爆发、且无论是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据远超中国之后。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

客观来说,在疫情爆发之初出现“迟报”“漏报”“误报”和“重报”等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疫情蔓延全球之后的现实已经证明,防控不及时和紊乱是很多国家在疫情冲击之初的普遍现象。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承认死亡病例存在严重少报,这其中包括从未入院的人,尤其是在疗养院和养老院的人。武汉市作为新冠疫情的最早爆发地,且人口超过千万,初期出现恐慌效应后现在看并不值得诧异。当地地方官员曾经的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一方面需要被追责,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其中的治理困局。

在支持者看来,中国政府对疫情数据的修正,是尊重科学以及专业态度的展现。不过即便是进行了数据修订,也不能让所有质疑的声音消失。事实上,中国在修正疫情数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发推文(Twritter)称:中国的实际病亡人数远远比上调后的数字更高,而且肯定“比美国高得多”。当然,特朗普也依然没有给出"中国病亡人数远远高于美国"的具体证据。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4月18日深夜发布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的专访视频。这位曾在今年2月被官方给予“疫情上报第一人”记大功奖励的医生,受访时首度公开武汉最初7名新冠肺炎病例的会诊纪录。这份会诊记录后的总结写道:继续积极治疗,对症处理;建议在报区疾控部门基础上,继续报武汉市、湖北省疾控部门,组织专家会诊。

张继先表示,2019年12月27日中午上报区疾控中心后,对方当天下午就来做流行病学调查,同时也采集了病人的血液和咽拭子;2019年12月29日会诊上报后,区疾控同样采集病人的血液并问病史,“我觉得他们反应还是挺及时的。”她表示,当初觉得可能是传染病,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对于遭质疑为何不更早向外公开时,张继先表示,当时尚未有结论,认为应谨慎。

中国政府早期在困惑中行动,无法准确判断自己面对的病毒到底有怎样的特质。虽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准备有所提前,但是当疫情在自己的国家快速爆发,当政者同样表现得措手不及。面对压力,执政者为了转移外界注意力采用一些政治手腕似乎是常态,但是为了摆脱责任陷入到一些明显荒诞的阴谋论中则太过违背逻辑。

诸多来自美国的指控,如中国制造病毒之说(结果中国最先坑害了自己),指控中国在1月23日封城前让几百万人离开武汉污染全世界(事实上即便这些人全部出境也要先经过中国其他地方),批评中国对医疗物资囤积导致价格超高而获利(事实上抛开中国在这么短时间如何囤货不说,价格变动与其说是中国厂家获利,不如说是美国诸多代理商赚得太没有底线),都经不起逻辑推敲。

但是就如有分析所称,当疫情让世界的运转似乎失去了控制,人们往往需要某种自己能够理解、控制、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可能性。如此心理影响之下,“阴谋论”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些政客摆脱了对偶然的、不可知的恐惧。这或许正是西方舆论不断围剿中国的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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