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办发声】北京落实对港全面管治权是否已到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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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办”前期的一系列调整其实已透露了陆港关系的重新调整。(多维记者/摄)

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将在9月份登场,4月份香港中联办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两大机构集中对郭荣铿等泛民主派议员拖延立法会工作,导致内委会主席难产做出措辞强硬的表态,并就“两办”法律角色和身份地位——具体有无权力评判香港立法会等、是否存在“干预”香港事务,与泛民激烈驳火,令外界大感中央态度非同以往。

事实上,近年香港问题令北京大感头痛,尤其是包括2019年长达数月的修例风波在内,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倾向和“离心”倾向,迫使北京调整治港思路以修复脆弱的陆港关系。这其中,北京虽然一再强调落实全面管治权,但从香港中联办到香港政府、再到民间都存在疑虑,到修例风波危机缓和,两大管治机构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双双换将,在北京看来,似乎一切到了改变的时候。

其一,从时机上,从香港中联办在1月初紧急换将,调任了一名已经赋闲全国人大、此前与香港事务全无联系的地方诸侯(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便可嗅出不一样的气息。此后,国务院港澳办改组,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主任,而原主任张晓明改任副主任,港澳中联办主任双双入班,形成新的“一正三副”结构,显见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之间的关系调整。

直到这次,“两办”集体发声,尤其是香港中联办首设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外表态,首次指摘泛民拖延立法会运作,再次对香港泛民等有关“两办”干预香港地区事务的批评马上做出回击,反驳说,“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不仅是履职尽责的需要,也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力。”

这些不同寻常的动作如果连缀起来,的确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北京迫切要着手解决问题了。若诚如外界所说,“两办”以往对待香港事务抱持“井水不犯河水”姿态,那么今天则是要打破从“两办”到港府再到香港不同政治阵营和民众的这种固有想法。

比如,北京对港的主权究竟要体现在哪里?“两办”是不是《基本法》22条第二款所列中央政府各所属部门无权评价香港事务?一直以来,大多数恐怕都有疑问,这就容易导致一系列认识误区甚至诱发严重的政治争拗,尤其是在北京看来,泛民阵营对香港中联办“井水不犯河水”的承诺一旦存在误区,那必然后果严重,轻则指摘“西环治港”、中联办背离基本法,重则要挟中央,动摇北京在香港行使主权。而港府处境更是尴尬,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无法从中央和香港地方权力上进行概念和法理上的理清,便只能在反对派的攻击和绑架下一退再退,公信力自然衰微。

但正如上述所言,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日重,这种僵局必须被打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眼下的这场有关“两办”在港权力地位的争议中,不独“两办”和港府迫切需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为什么它们有权发表意见,而且泛民的不少声音也强烈要求港府对“两办”地位做出澄清和界定。当然,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两办”地位的澄清会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中央对港授权与被授权关系、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厘定,那么旧有的游戏规则自然会“失效”。主动权其实一直在中央手里,就看中央会不会利用恰当的时机,各方是否准备好了要适应新的相处方式。

其二,游戏规则改变与否,以及如何改变,最终还是会落到“基本法”的解读上、落实到法治上,因为“地利”使然。对于中央来说,北京一直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基本要求就是“依法治国”,而面对香港这一“一国两制”的重要试验场,采取法治的手段而非政治的手段、长远的计划而非临时的权变,是全面落实管治权、立信于香港社会和世人的必由之路。而对香港来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精神是其赖以自豪的核心价值之一,经历百年被殖民历史法治土壤根深蒂固。反观当下,经过多年泛政治化的折腾,香港社会并没有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答案,反而民生凋敝、社会撕裂、陆港关系紧张,这必然促使香港全民反思,泛政治化操弄社会议题是否是出路。

所以,人们看到,无论是否泛民还是普通人,“两办”角色或者说中央与香港关系的所有争议不仅是要逞口舌之快,而是还要回到具体的条款。比如我们现在要争论,“两办”是否22条第一款所列中央人民政府所属个各部门,这决定了“两办”对港事务是否具有监督权这一核心分歧。

其三,假设游戏规则果真无可避免地要改变,首先是北京的自我调适,但冲击最大的当然是香港社会。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北京采取何种方式推行全面管治权落实,激进或者渐进,法治的还是政治的,对北京成见已深的香港社会尤其是泛民不会不有所反弹,抵触情绪不会一点都没有——那不正常,如今次泛民呛声“两办”无权监督立法会运作那样恐怕会是最低烈度的。所以,对于游戏规则所触发的民意反弹,北京要有预见,既讲清楚道理,又要考虑香港社会的接受度和承受能力。尤其是后者,香港社会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种政治力量的分野又如此错综复杂,北京要一朝之间改规则,在香港打开新局面,恐怕也绝非易事,需要魄力也需要耐心和技巧;当然,按照中共的惯常逻辑,会以发展的乐观的态度看待,对他们来说不适应阶段早晚都会过去,那时候再来评价北京对陆港关系的调适是否合宜最有说服力。

这看来有其理由。但是对于“新规则”落地所依赖的民意基础,即便是历来重视统战,也知道民意所重的中共,一直依赖都无法完全准确理解香港本土的民间情绪和利益所在。好在从来不存在解不开的死结,而只有愿不愿意解、如何解的问题,香港的问题症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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