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媒爆教廷国务卿秘密安排教宗访华 中共与梵蒂冈70年恩怨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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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2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应约会见梵蒂冈外长加拉格尔(Paul Gallagher),实现1949年以来双方外长首次会晤,也是双方迄今最高层次接触后,近日意大利媒体又爆料教廷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正秘密安排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Pope Francis),第一站即是新冠肺炎疫情中饱受争议的武汉。以教宗在西方社会中的影响力,如果访华成行将是对中国抗疫的莫大肯定,而作为1949年后中梵关系的破冰之旅、有史以来教宗的首次访华也必将掀开中共与梵蒂冈关系的新篇章。

2020年4月12日,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复活节弥撒。(AP)

中共与梵蒂冈的恩怨,最初可以说是冷战在中国的投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下,罗马教廷自然而然地站在了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对立面。1939年至1958年担任教宗的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认为,“共产主义违背基督教教义和自然法,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视共产主义为天主教势不两立的敌人,认为教宗应该在思想上与其对抗,对共产主义一贯采取强硬政策。

这种政策反映在中国,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罗马教廷站在了国民党政府一边。1946年,庇护十二世发布谕令严禁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合作。1947年、1949年、1950年,庇护十二世又连续批准教廷圣职部发布命令,不准天主教徒接近共产党组织,违者将受绝罚即开除教籍。

与此同时,自近代以来与基督教会进入中国相伴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各地反抗教会的教案频发,义和团运动的诱因之一就与山东的教案不无关系,因而有人曾戏言“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当教廷在冷战中选择了西方,在国共内战中选择了国民党,在中共眼中天主教就坐实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身份,成为革命目标之一。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本地化的严重不足,当时中国天主教主教及以上教职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外籍。更可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教本就是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工具。

然而,当中共1949年攻占南京后,不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没有走,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也没有离开南京。只不过司徒雷登是自作主张,黎培理却是教廷授意,试图在新政权下继续发展天主教,开垦中国这块拥有四亿人口的“处女地”。

被中共新政权驱逐出境的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黎培理也享受到了司徒雷登式待遇,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礼送”。(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49年中共新政协邀请了吴耀宗等5位基督教新教人士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无疑给了教廷希望,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发展,中共对于受西方控制的基督教会的担心与日俱增,所谓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势在必行。从1950年开始,中共要求本地基督教会切断与教廷的联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

与此同时,由于外籍教职人员涉及间谍案,例如黎培理驻北京代表马迪懦就牵涉1950年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案,中共开始驱逐外籍教职人员。1951年9月,黎培理被南京军管会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理出中国》的社论“礼送”。到1955年,中共建政后仍然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已经几乎全部离开了中国。

1952年,黎培理抵达台湾,在台重建教廷驻华公使馆,教廷正式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1957年8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成立,会议决定割断政治上、经济上与教廷的关系,仅同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中国天主教会自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随后,中国天主教开始自选自圣主教,并象征性地通报教廷,教廷则不仅宣称自选无效,还声称祝圣者和被祝圣者将自科绝罚。

中国天主教会的自选自圣,实际是对罗马教廷赖以维系的圣统制的破坏,是教廷完全无法接受的;同样,中共强调独立自主的方针,也不能接受教廷干涉中国天主教事务。此后,中梵关系断绝,中国天主教徒除大部分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外,仍有一部分忠于教廷,成为中国地下教会的一部分,而地下教会的存在也是中共不能接受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基督教会以自治、自传、自养三自原则,建立起了自成一体的本地化教会体系。图为201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六十周年时,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负责人。(新华社)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里,中梵关系虽然断绝,但梵蒂冈对于中国仍不时释出善意,尤其是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起召开了影响深远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这一会议通过的一系列的文件,为天主教的本地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也消弭了中梵在宗教上的很多争议,为中梵改善关系从天主教教义上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会议终结了中国礼仪之争,对“利玛窦规矩”予以尊重,即允许中国信徒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等旧俗。

当然,由于所谓圣统制的存在,并且是教廷存在的基础,而中共又绝对不容许外部势力干涉其国内宗教活动,中国宪法在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因而中梵关系至今仍前路漫漫。至于所谓的台湾因素,实际上早已不是中梵关系障碍。早在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Angelo Sodano)就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对于台湾而言,尽管教廷自1979年开始不再向台湾派驻大使仅以参赞代办,教廷却是台湾最重要的邦交国,凭借向梵蒂冈派遣大使的便利可以在整个欧洲开展活动,失去梵蒂冈是台湾不可承受之痛。

令人欣喜的是,通过多年的秘密谈判,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达成一项临时性协议,2019年祝圣的多位中国天主教主教的官方任命文书中都新增了“此人选已经教宗同意”的字样。在2020年2月中梵外长首次会晤后,教宗如果能够实现访华,必将推动中梵关系掀开新篇章,对于中国与梵蒂冈乃至世界都将是一场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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