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补服图案何错之有 莫名“躺枪”的明清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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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CDC)日前发布最新一期学术月刊-《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不过封面却将中国明清官服“绣豹图”与新冠病毒(COVID-19)相联系,引起舆论抨击,认为有意加强病毒与中国大陆的关连,更被质疑涉及种族、文化歧视。

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官网于日前更新《新发传染病》5月号的期刊内容,将中国清朝时期的三品武官“绣豹图”选作封面,以此把中国与新冠病毒相连系,引发舆论抨击。(美国CDC网站)

《新发传染病》主要刊载的内容为全球传染病和相关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以此促进全世界对新发现和再度引发流行的传染病有进一步认识。而引发亚裔民众不满的新刊封面,其作者是两名传染病学家,一位是刚好职于美国疾控中心的Byron Breedlove,另一位则是华裔流行病学副教授Isaac Chun-Hai Fung(音译冯春海)。他们在文章中宣称,中国清代三品武官服饰上的“绣豹图”所绣的动物,如豹、蝙蝠等,都可能是导致人畜患病的宿主,传播使人类呼吸道感染的病毒,而文官服饰上的飞禽,本身就是禽流感病毒散播者。

这种强行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新冠病毒联系起来的方式,立刻引起许多亚裔科学家的不满,纷纷指责该杂志“对东亚文化一窍不通”,抨击封面作者“不科学以及带有种族歧视”。虽然美国疾控中心已将该新刊图片从社群网站删除,但浏览官网仍可见到新刊封面。

成为话题中心的“绣豹图”究竟是什么?这是明清时期文武百官在官服前胸与后背上织缀的方形织物,称为“补子”、 “官补”,而绣有补子的官服,又称为“补服”。明清的官服补子可追溯到唐代武则天(624-705年)时期,当时对于百官的袍服有新规定,不只要纹品级,还要饰以动物纹样,但主要绣在胸背与肩袖的位置。另外从元代起,部份服装开始出现方形的装饰图案,当时称之为“胸背”,但与官阶无关。

小小一块补子,包含了中国传统刺绣与织造两项工艺,呈现出来的图样丰富又精致,成为现代收藏品之一。(百度百科)

迨元廷退往漠北,在中原大地重新建立汉人政权的明代,则急于从服饰上恢复过去的华夏衣冠,除了废除元代服制,还“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即参考周礼与唐宋时期的服制,重新定出一套具有儒家传统礼仪的服装形制。洪武三年(1370年)即初步定制一套官服制度,《明史.舆服志》载:“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明代由于皇室姓朱,而以红色为尊。除此之外,《论语》里孔子曾说过:“恶紫之夺朱也”,即厌恶紫色取代红色的地位,导致明代的官服颜色与唐宋时期有了显著的差别,就是少了紫色,官员一至四品用绯色(深红色)、五至七品为蓝色、八至九品则是绿色。

此为传世的明代官员画像,从红袍、仙鹤补子,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一品文官。(微博@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展)

因为是初期草拟的服制,颜色虽可分大致区分官阶品级,但品秩有一品至九品,只以三个服色来区别太过笼统,为了更容易识别,往后几年朝廷又陆续修订,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多了要求官员在官服胸前与后背增加补子的规定:“二十四年定……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水鶒(音溪水赤,比鸳鸯还大的水鸟),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罴音皮,棕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从此明代官员皆身穿补服,百姓便依照上头图案辨认官阶大小。

而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虽下达“剃发易服”的命令,但在官服上仍受到明代补服影响,因此清代也有区分文武官员品阶的补服,且其图样与明代没有太大差异。在明清两代的文化影响下,朝鲜半岛的朝鲜王朝(1392-1897年)、越南的后黎朝(1428-1789年)至阮朝(1802-1883年)与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时期(1469-1879年)的官服,上头也都有织缀补子作为品阶辨识。“补子”为东亚中华文化圈的共有文化特色与象征,因为是随着官职存在,而受到朝廷的限制,不能大量制作,但一方面也展现出其极高的工艺和历史价值。

朝鲜王朝以大明为正朔,礼仪、服饰、文字、官制皆效仿明代。图为韩国演员柳承龙在《王国》(又译《尸战朝鲜》)一剧中,饰演官拜正一品領议政赵学洙的剧照,故胸前为仙鹤补子。(百度百科)

补服已然成为东亚文化圈共有的历史记忆与重要文化资产,然而,补子上绣制代表吉祥寓意的动物,却被西方的有色眼镜拿来与这次疫情做出不当连结,尽显西方至今对东方文化象征还有着很深的错误认知。其实从近代的天主教耶稣会士(The Society of Jesus)于17世纪至19世纪所编撰的汉学书籍,可以看到东西文明交流之初,西方人对于中国、乃至于东方观感的变化。如着有《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的耶稣会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年),即使一生从未到过中国,该书内容仍离不开基督宗教观点,但其内文描述并不会刻意将中国人妖魔化,反而如实绘画。另一位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则不顾教皇禁令,著书为中国辩护,以此证明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能够兼容并蓄。

基督宗教积极传教、“拯救世人”的传统,工业革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融合之后形塑了欧美“白种人的负担”与“西方中心论”,令他们认为未经现代化、工业化的亚洲、非洲是“野蛮与落后”的,是可以进行资源掠夺的殖民地,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这次月刊封面风波,可见部份的西方人仍将中国文化中的野生动物意象与病毒相挂钩,并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不止的现状,打算将中国人民奋斗百年才挣脫的负面标签,重新贴上。在多元化、全球化的当代,西方人未能尊重异文化所体现的傲慢,才更显得落后且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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