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患者清零 中共中央指导组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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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2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驻扎”湖北3个月的中共中央新冠肺炎疫情指导组离鄂返京;前一天,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这意味着武汉疫情形势已经可以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转为常态化防控。

随着武汉在院患者清零,武汉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图为3月24日,市民在武汉汉口一家家乐福超市内选购商品。(新华社)

中国在面对重大国家事件时,多是由中央高层带领小组督导推进,之前就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负责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的先例。因此一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主抓健康、教育、体育的孙春兰临危受命,担任指导组组长。指导组成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等人,人员安排上涉及政法、卫生、信息技术、公安、军队等领域。

对于指导组职责,小组成员之一的中国国务院秘书长丁向阳,曾在2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表述为:督导湖北的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指导湖北抗击疫情;督察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问题。2月13日随着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接连换人, 湖北的防疫布局出现调整,之后湖北的疫情也逐渐看见“曙光”,以此为分界点,中共中央指导组的工作重点前后也出现变化,从物资调动、推动落实防疫举措转向督查湖北防疫工作。

对混乱的湖北政府拨乱反正

从1月27日指导组抵达武汉到2月13日前后,这段时间中国中央指导组的工作主要是协调物资、推动落实防疫工作。在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疫情在湖北,特别是武汉大范围扩散,湖北许多地方面临着医疗物资紧缺、医院床位不足、病人未收尽等问题,指导组成员在帮助协调其他省份医疗物资送往湖北、推动建造火神山、雷神山以弥补床位不足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彼时的湖北官场官员不为,从维稳心态引发疫情扩散,到红十字会医疗物资分配不力,再到主政官协调能力不足导致病患收治过程一再出错,湖北官场出现的一系列漏洞也都是中共中央指导组来弥补。1月29日协调医用物资的后续保障,1月30日督促黄冈市加快推进疑似病例送检进度、考察社区防控工作、2月6日督促武汉做好源头防控工作、2月8日督促湖北政府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应收尽收,刻不容缓”等,可以说前期湖北政府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指导组的“推动”下进行。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指导组的督查工作也在进行,及时问责湖北防疫工作中的问题官员,例如2月11日指导组成员之一、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约谈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武汉市洪山区区长林文书。尽管是一场约谈,但据报道,高雨当场质问武汉地方官员措辞相当严厉

从官员问责到复工复产

2月13日以后,随着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到任,湖北政府围绕救治、防控、人员排查工作重新布局,全面排查,直到2月19日湖北日增确诊病例首次降到千位数以下,甚至3月18日日增确诊病例为零,可以说彼时的湖北疫情已经进入“受控”状态。

此后,指导组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继续对不作为不担当的官员进行问责。对此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曾表示,“抓问责不手软”、“不合格的火速问责”,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月5日湖北各级纪监委官网共公开4起问责,公开免职或处分厅级、处级干部10人。而截至3月6日,仅湖北武汉一地,武汉纪检委就立案查处225人,处理局级干部、处级干部255人。可见这段时期内的官员问责力度之大。

另一方面,疫情督导工作从医疗救治向社会各领域转变。2月15日指导组考察武汉时提出“千方百计增强收治能力”;2月17日考察随州城乡基层防疫工作、了解社区居民生活物资配工作;2月19日、2月24日孙春兰多次提出提高病患救治率;2月29日考察疫苗研发情况;3月16日强调“复工复产要精准施策”等等,中共中央指导组从督导武汉病患救治,到医疗科研攻关,再到湖北复工复产、恢复社会秩序,从医疗领域督导扩展到社会各领域督导,湖北在指导组的督导下逐步进入了 “常态化防控”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各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目前来看中共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其中孙春兰带队的中央疫情指导组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共一贯擅长用各种临时或长期的“小组”来解决各种政治和社会议题,显然中共中央指导组属于临时小组,即便如此,该小组顺利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从新冠疫情漩涡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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