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中共学者:彻底控制疫情的网络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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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也对人们关于国家、政府、权力、公共生活、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政治学问题的既有认识造成挑战。

中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4月28日刊文《新冠疫情与网络治理》,指出此次疫情的传播与治理,同时体现出病毒的高传播性和疫情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动相竞争的特征。

何哲认为,疫情期间的网络治理既有优点,又有治理的难点。(中国人大官网)

《新冠疫情与网络治理》原文: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全社会的网络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在当前网络社会基本完备形成的时期。因此,此次疫情,除了疫情本身所具有的高传染性等特征外,实际上在整个疫情治理中也体现出了网络社会所具有的高透明性、高信息流动性和高动员性的特点。可以说,此次疫情的传播与治理,同时体现了病毒的高传播性和疫情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动相竞争的特征。

从高透明性角度,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整个社会在网络的连接下,形成了全域范围内的信息高流动性与透明性。从而使得疫情在爆发初期,其信息很快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最大范围的传播,这种传播与传统的疫情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很大的区别。在传统模式下,对于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是沿着传统的科层社会组织进行涟漪状逐渐扩散的。这种传播方式随着空间和时间对信息形成了逐级的滞后、削弱和扭曲。而网络时代则改变了这种逐级的传播模式。网络社会的信息,几乎是同步能够在全网络进行同步传播,从而使得信息实现了全网络的同步震荡。这种震荡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信息的传播效率。这同时也产生了两个效果:

一是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整体式动员。这反映在此次疫情中,关于疾病的信息、规模、强度、传染性、危害,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等都能够第一时间在从政府发起而在整个互联网进行传递。从而使得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尽最大程度上被动员起来。这一高效信息网络与中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统一完备的治理体系相结合,极大加强了疫情防控治理信息的全域传播。从而使得全社会在第一时间就尽可能的为疫情的防控做好准备,其最终的效果是极大加强了对整个疫情的控制行动的动员和开展。

二是信息的过度超载和干扰。网络的高度信息透明性,不但带来了防疫信息的有效传播外,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过载与干扰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网络所具有的信息多源性,从而使得关于疫情的各种解读、观点、谣言等也会同步在网络上进行震荡。这些信息就会与原先有效的疫情防控信息形成了交互性的作用和干扰。这也同步产生了各种网络的负面情绪包括强烈的恐慌等问题。适度的恐慌可以有效的加强公民的个体保护,然而,同样也会对正常的社会活动产生负面的干扰。

当然,网络的作用不仅如此,网络所具有的高信息通透性和高效的资源调度能力,对于开展包括远程工作、远程医疗、信息救助、经济交易等都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看到,之所以在如此高传播性和高强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中国基本的经济体系依然可以保持有效的运转,并且可以很快的复工复产,这与来自于互联网体系对于整个结构社会的支撑与重构密不可分。这深刻体现了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积极的社会建设效果。

疫情期间,网络的高效传递信息的作用被重视。(新华社)

通过这次疫情与网络的交互治理作用,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在公共突发危机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几点启发:

一是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网络能够第一时间呈现事件的各种方面。因此,这要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能够尽可能的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的原貌,从而避免其他来源信息所产生的扭曲等问题而动摇政府所具有的权威能力。因为,政府不公布,其他途径也会最终呈现出来。要避免信息被动,就要尽早尽全。

二是需要高度重视和利用好网络所具有的信息高效传递的作用。网络时代,能够尽可能的形成全网动员的效果,这极大增强了政府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递和资源动员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网络信息化与本身政府网络信息化的能力建设。

三是进一步规范网络传播主体的行为。一方面要保护好公民合法的信息发布权,既帮助政府有效获取信息,也帮助其他社会主体及早的备灾避险。另一方面则要对各种谣言进行有效处置,避免谣言形成的各种恐慌和形成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从而干扰正常的各种应对策略。在这种平衡的原则下,要同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对谣言治理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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