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衰落与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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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画家张择端所做《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盛。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明上河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

财政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石。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执政官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认为“金钱是战争的源泉”。16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尽管在《论李维》一书中,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句话不断被人援引……很多君王……虽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却都在照它行事。”17世纪,法兰西王国深陷“三十年战争”财政困难,王国宰相、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在总结其一生政治活动的《政治遗嘱》中,告诫法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财政是国家的命脉”。

中国古代对于财政之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认识。东汉学者班固所著《汉书·食货志》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元朝宰相脱脱官修《金史》,其《食货志》开宗明义“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明朝学者宋濂等奉命修撰《元史》,在继承班固以来的财政思想“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的同时,提出“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总结了中国古代“量入为出”的平衡财政政策作为治国之要。

马克思(Karl Marx)在1875年写就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及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样强调“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建立后,1923年列宁(Vladimir Lenin)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能产生”,“‘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

既然财政对于任何国家政权都是极端重要,以财政角度考察一国政权的兴衰更替成为可能。20世纪初,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曾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以财政的角度考察奥地利、德国,考察财政数据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说明封建社会如何因财政困难而没落,一个现代赋税国家如何由此兴起,创立了财政社会学。1969年,被誉为“现代财政学之父”的德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Abel Musgrave)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财政政治学”。从政治视角研究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财政制度,探索财政制度构建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义。

正如熊彼特所言,“预算是一国赖以建立的基础,其中所表露的都是一些确切的事实,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宣扬”,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我们如果要对世界历史的动态有所了解没有比从财政入手更能明确的信息了。大国的衰落也不例外,而财政破产正是大国衰落的标志与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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