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骆新局】不是“两水”是“央地” 北京矫正央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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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6日,林郑月娥与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会晤。 (AP)

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让各地经济停摆导致一季度多国经济负增长,但是这场巨大灾难并没有让中国减缓自己的政治议程,尤其是在涉港治理领域。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4月21日连发三稿,强调其中联办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对港事务“完全有权力、有责任”行使监督权。相关文章还点名批评部分香港立法会成员,故意拖延程序,延耗6个月、15次会议仍未能选出主席,虚假爱国甚至虚假爱港。警告其“如果违反誓言,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是港澳办4月13日对港事务发声后,第二度点名批评反对派议员。此种举动引人注目且多少令人觉得意外,因为被称为“两办”的中联办和港澳办,此前从未公开评论香港立法会内部运作。回顾近期动向,不难发现,代表北京态度的“两办”摆脱了昔日的相对低调和含蓄,正在以比以往更加坦率、积极的姿态,去高调表明中共治港态度和立场。

变化正在发生。中央政府和香港“井水不犯河水”思维已一去不返,央-地这种关系的本质正在被强调。这种变化背后的操盘者,就是先后上任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这两位昔日中共地方政坛大员的执政风格,折射的显然是习近平中央的治港新逻辑。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2020年4月17日回应立法会泛民议员“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之说,指该说法“完全是对基本法的扭曲”,此举可嗅得北京治港朝向“积极一国两制”做出调整。(香港中联办网站)

北京治港思维已变

4月13日,“两办”发言人同时网上发文,积极肯定香港高院上诉庭裁定《禁止蒙面规例》“继续有效”和整体合宪性,批评立法会的郭荣铿等泛民议员“滥用权力,借程序问题恶意拖延”,“蓄意造成内务委员会停摆”,“导致大量涉及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由于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举以前时常被一些人视为香港内部事务,北京较少公开过问,“两办”这一罕见表态遭到香港泛民议员的批评,被指责“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违反《基本法》第22条”。

争议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在于舆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并造成今天的陆港矛盾。在此,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当初香港回归过渡时期就确定的“井水不犯河水”治港思维。这种思维的出现和确定尽管有其历史背景原因,在当时确实有助于安抚香港人心,但无法否认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本质上是一种外交思维,它背离了香港虽然是特区、但是港府终究是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这一根本立场。

这种消极的区隔思维让中国政府在对港治理结构和理念上,没能及时进行去殖化的政治实践,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几乎全套遗留下了殖民地时代的社会治理范式结构和群众意识形态思想,让很多本该积极作为的社会政策一再浅尝辄止,甚至连香港应负起的23条立法这一宪制性责任也一再拖延,多年来落实工作毫无寸进,以至于加剧了一系列治理问题。

有鉴于此,北京近些年开始致力于纠正过去的消极“一国两制”,强调“一国”底线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精准打击港独,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重申香港高度自治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出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将香港纳入中国的国家发展大局。

2019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北京将“一国两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个显著优势之一,在未来治港需要“坚持和完善什么”,“巩固和发展什么”上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主张,开始加速从消极“一国两制”向积极“一国两制”转变。

港府终究只是地方政府

治理思维的转变必然带来人事的调整,尤其是在经历修例风波的深刻教训后,北京更是有必要重整治港体系和人事,改进治港工作。正是基于这样考量,2020年1月4日和2月13日,中国政府先后宣布中共山西省委前书记骆惠宁、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港澳办主任。在新架构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这无疑理清了三个部门之间的主从关系,彻底改变了过去三驾马车并行的状况,有助于形成一体化领导。

骆惠宁和夏宝龙都曾是昔日的地方大员,属于中国现行政治体系中典型的政治官僚。这样的人事调整打破了过去多年治港人事的惯例。过去多年,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外交思维下,不论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还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均为中共统战系统、外交系统或港澳系统出身的技术官僚,他们忽略了、或者说没有足够传达,香港虽然是中国特别行政区,但是无论怎样特别,港府也终究只是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这一本质。

其实从2014年香港发起占中运动前后,北京就已经认识中央对港治理政治逻辑的问题存在问题。所以2014年6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重申中央对港的“全面管制权,并指出在“一国两制”中,“两制”从属于“一国”,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可惜的是,当时的“两办”对此没有足够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近两三个月以来,以往畸形的“井水不犯河水”政治逻辑不复存在。港澳办和中联办打破过去对港事务“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消极无为姿态,为推进中央近年来确立的积极“一国两制”思路,以法律语言“亮剑”动作,显示中央治港的“夏骆新局”正在打开。

夏宝龙与骆惠宁有一个共同标签,都是从地方官场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地方大员”。图为2015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视觉中国)

首先,是厘定 “两办”尤其是中联办的权力来源以及在香港的政治定位。针对近期中联办定位争议,港澳办4月21日迅速回应,明确中联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

第二,是阐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关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一般不会过问”,“但是,如果出现严重影响‘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情况,出现损害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况,中央就必须过问,包括适时表明立场和态度,并依法加以纠正”。港澳办新闻发言人4月21日的讲话,延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认知逻辑,有助于辩证认识北京“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的关系。

第三,是空前态度鲜明,对频频冲击政治伦理,抵制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权、甚至依靠外国力量干扰中央对港权力实施,在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变得日益激进和民粹,深陷政治投机主义泥潭的泛民 “亮剑”,主动出击泛民,从过去的以妥协求团结转变为以斗争求团结。。

中南海对港的政治逻辑已变——互不干涉之说无法继续,香港虽然“特别”,但是终究只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如何更好的处理这种央地关系?夏宝龙和骆惠宁背后的中央政府自有蓝图,而香港一些政客和整个香港社会,也应该务实看到并适应这种政治现实,化被动为主动,理性认识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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