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禁到再开港 一探明代海上丝路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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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入围中国大陆“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南海一号”南宋古沉船,不仅见证中国大陆30年来水下考古的发展,亦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块拼图。由于“南海一号”船上载有大量的瓷器、金银器等文物,让人们能依此想象宋代时期海上丝路贸易的繁华。这一条海上丝路,虽被元、明两代接续经营,但败象已现。

明代虽实施海禁政策,但明成祖为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特别派遣郑和“下西洋”。图为位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郑和像。(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原因无他,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为遏制东南沿海的倭寇骚扰,针对商民下令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民众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仅开放官方渠道进行朝贡贸易。不过到了明成祖(1360-1424年)即位后,为了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 于永乐三年(1405年)不惜耗费巨资派遣郑和(1371-1433年)“下西洋”,使宋元时期以来仅局限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波斯湾、阿拉伯海一带的海上丝路,发展到非洲东海岸。

郑和率领船队一路从东南亚行经南亚、中东到达东非,这一行动比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还早了快一个世纪。而这一切要归功于从宋代开始逐渐发展成熟的造船技术,到了明初时,可说已达到造船业发展的巅峰。根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明初时造船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均是历史上空前的,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东西洋考》记载:“舟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馀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明代一丈为十尺,一尺约今32厘米,故大船的宽有11米、长超过32米;小船的宽有6米、长达22米至25米,见当时远洋船只有多大。

而制造郑和乘坐“宝船”的南京龙江船场,还有淮南清江船场(今江苏省淮安市)、山东北清河船场等造船厂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宋元时期。且明代的造船业,已有专业化分工的倾向,如专门制作帆篷、绳索、铁钉等船体零部件的工厂,造船厂内还有堆放木材、桐漆、麻类等原料的仓库。可见当时的造船材料与船只的验收、修造和交付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明代推行海禁政策多年,到明穆宗时终于決定开放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图为明穆宗画像。(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但在郑和完成使命后,明代的海上贸易便完全停摆,在这段海禁时严时松的期间里,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形势发生变化,东来的欧洲人们为贩运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在亚洲设点经营航线。直到明穆宗(1537-1572年)隆庆元年(1567)宣布部分解除海禁,开放福建省漳州月港的一处口岸予民众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合法,让沿海贸易迅速复兴,但此时的海上贸易早已不再是中国人所能主导的。

虽然明廷开放民间海外贸易,不过仍对日本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商船与之贸易。在澳门设有据点的葡萄牙人,在当时几乎垄断了中国生丝与丝织品的贸易,随后来到的西班牙人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占据菲律宾后,为维持在菲律宾及南美洲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一条从菲律宾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港口)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出产的白银载运到马尼拉,以换取中国生丝和丝织品。

于是,大量满载丝绸与瓷器的中国商船涌向马尼拉,经“大帆船贸易航线”横越太平洋抵达美洲,经由陆路到达墨西哥城后再从墨西哥湾出发,穿过大西洋到达欧洲各地,此时的海上丝路,再次发生变化。从宋元以来的向西行,转而从菲律宾一路向东航行穿过太平洋抵达美洲。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建立司令部的荷兰人,于天启四年(1624)被明军逐出澎湖岛后,则改为占据台湾南部,建立基地──热兰遮城(Zeelandia,位于今台南市安平区),以此作为据点。因此,台湾遂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地,荷兰人除了与明朝通商外,还将丝织品转卖到日本、东南亚与欧洲各地。

明穆宗实行的“隆庆开关” 仅开放单一港口、有限度地开放海运,不过在西方对于中国丝绸瓷器大量的需求下,仍形成活络的国际贸易航线,让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多条新航线被陆续开辟,让中国进入到逐渐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但在明清两代基于海防的海禁政策下,也使中国在海上贸易处于被动位置。原本遨游在蔚蓝大海的中国人,就在欧洲海权国家一日千里地发展海上贸易时,终落后于世界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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