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石城子遗址入选考古新发现 回首汉代西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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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大陆国家文物局揭晓“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成功入选,成为新疆连续第5年入围终评的项目。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于1972年被发现,因东侧山涧有大量的岩石,故当地民众称作“石城子”。该古城的发掘,可供学者研究汉廷如何经营西域,并对其管理制度、选址有进一步的认识,石城子遗址实为研究汉代治理西域的实证,意义重大。

新疆石城子遗址的西南处有大量灰陶片、板瓦、云纹瓦当残片,经研究人员分析,具有汉代文物特征。(新华社)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4年至2019年,针对石城子遗址进行长期的考古调查、探勘与发掘,期间发现许多建筑材料、生产类用具、兵器与钱币等文物。目前,考古团队已清理出北城墙、西城墙、护城壕、房址、灰坑、车辙等遗迹。其中,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表面为绳纹、内壁布纹还有少量菱格纹,而瓦当当面图案有云纹、变形云纹与几何图案,学者细看皆是典型的汉代风格。该遗迹出土的部分陶器多素面,与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陶器形制极为相似,经过学者专家的考证并结合“碳14年代测定法”,判断石城子遗址为汉代时期的建筑,该遗址也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一个年代明确的汉代城址。

遗址的西北部依托西北城墙建有子城,而且还有角楼、马面(古代城墙上的墩台)、护城壕等设施,军事防御色彩十分浓厚,且该城的位置处于天山北麓,为汉代经营西域的重要战略据点,学者结合汉代历史文献,推断石城子遗址即为《后汉书》所载的“疏勒城”,即东汉戊己校尉耿恭于永平十八年(75年)率孤军力抗匈奴数万大军而名留青史,《后汉书.耿弇列传》载:“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最后耿恭率领坚守持到最后的26人和援军会合,又奋战三个月,等回到玉门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小方盘城)时,所部仅剩13人。

图为位于新疆江布拉克国家森林公园的“耿恭台”,这是为纪念东汉名将耿恭坚守疏勒城以退匈奴而搭建的瞭望台。(百度百科)

汉代对于西域管理,仍首重军事战略,石城子遗址即是实证。自张骞(公元前164前-前113年)出使西域、带回许多情报,为汉朝日后管理西域打下基础。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先是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如联合月氏、乌孙反击匈奴,并于元朔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27年-前119年),三次出兵重创匈奴,之后在通往西域的要道上设立武威(今甘肃省武威市)、张掖(今甘肃省张掖市)、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等“河西四郡”。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在轮台(今新疆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等地实施屯田,设置地方官吏管理。

为进一步巩固对匈奴征战成功的果实,以及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宣帝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正式设置西域都护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并设置戊己校尉。这是由于汉代流行黄老学说,并将天干与五行两个系统相结合,东方为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唐代经学家颜师古(581─645年)认为“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中,抚诸国也”,所以前文提及耿恭所任的戊己校尉,即为该地区最高长官,代表汉廷对耿恭的信任与重视。此外,西域都护的设置,让汉朝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式,强化对西域的影响力并建立统治秩序,如西域诸国国王与主要官吏均佩戴汉廷所赐予的印绶。不过汉代管理西域,虽出自战略考虑以军事管理为主,要西域都护府除听命朝廷各项政令,防止匈奴掠扰外,并注意丝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另一个职责就是稳定西域秩序,征调西域各国兵力以维持丝路畅通。

自汉代灭亡后,往后各代朝廷也都接续在西域设郡、都护府管理,如前凉(320-376年)设高昌郡(位在今日吐鲁番盆地一带)、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与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区)、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明代设哈密卫(设置位置在今日新疆哈密市)处理西域事务,而清廷自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即实施更有系统的治理政策。除此之外,西域过去也曾存在许多小“国”,如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宋代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高昌回鹘王国(848年)、元代察合台汗国(122-21683年)、明代叶尔羌汗国(1514-1680年)等,即使是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意识,如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

除了汉代苦心经营西域,今日中国大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建设连通东亚、中亚、西亚至欧洲的国际铁路运输大通道的“中欧班列”,就是建立在汉代打通的丝绸之路的概念上设计而成。2019年7月,中国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强调新疆向来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的人文荟萃之所,从古至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中西交流,价值不可估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依托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欧班列”却能逆势增长,成为贯通中欧、中亚供应链的重要运输方式,亦是中国对外开放合作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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