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之问”到“李录之答” 政治贤能制能否推动中国现代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思考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悬殊?中国如何能够赶上西方?赶上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是否还能重现往日的辉煌?”——这是李录的新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扣门之问”。李录是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中共讨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华社)

从“李约瑟之问”到“李录之答”

该书日前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脱胎于“现代化十六讲”,他提出了人类社会从1.0文明到3.0文明演化的思想,讨论了现代化的诞生、本质与铁律,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演进进程做出了预测。

此书呈现了李录对于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完整、逻辑自洽的思考。其中,作者用冷静的笔触解释了他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去试图回答1840年后困扰中国180年的两个时代问题——“现代化为何没有在中国率先诞生”,“中国未来有无可能超过西方”。

英国剑桥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1930年代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没有最先在中国诞生?李约瑟之问,仍然聚焦于“科学技术”的器物层面,与清末大臣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中的“长技”概念一致。但是此后100年的中国失败历史证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孕育,结果只能是“被夷制”。

因此,李录对于“李约瑟之问”,用自己多年的投资经验,从一个新的维度进行回答——“3.0科技文明诞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大西洋经济的形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几乎无政府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自从汉代的帝国建立以后,随着隋朝的制度创新,士大夫科举制的形成,中国的王权政权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最稳固的政权体制,2000多年没有变化,甚至直到今天,让政府没有自己的政治意图、不参与经济活动也是不可能的。

或者我们换取一个更直接的说法,李录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回答了这个从魏源,到李约瑟的时代之问,中国在近代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制度停留在2000年前,政治制度的保守导致了经济制度的不自由。

中国的政治贤能制为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现代化”视为攸关中国命运与中国道路的核心问题,那中国能否在未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李录也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有三个词汇——军事贤能制,经济贤能制,政治贤能制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

“贤能政治”并非李录首创,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贝淡宁教授曾在《贤能政治》一书中提出“下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的模式可成为选举民主制的一种替代选择,但是真正将经济和政治融合,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此融洽的融会贯通,构建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认知思维框架,确是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首见。

在李录所构建的对于文明1.0到3.0的框架下,就权力的目的、来源和分配方式而言,西方在农业文明时代实行的,主要是血统制及部分的军功贤能制。在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西方从人权概念出发,以个人“自然权利”的来源界定“公民权利”的目的和分配,可以理解为“经济贤能制”。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以权力分配机会平等为基础的政治贤能制。

他认为,现代化就是当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所产生的经济无限累进增长的现象,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3.0文明是经济贤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的结果,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你在经济层面上有了自由上升的通道,可以通过努力飞黄腾达。只有当中国真正地达到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并在国内外较为和平的大环境下,现代化在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发生。

经济贤能制是诞生3.0文明的基础,但是,当人类社会自19世纪进入现代化迄今,现代化的3.0文明的跑道上挤满了“选手”,当所有人的跑鞋标签上都印刻着“自由市场”字样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考虑“政治贤能制”对于现代化的“短板效应”意义。就是说,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出现概率,不取决于最长的“自由市场”木板,而是由“政治制度”这个最短的木板所决定。

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选举政治的弊端,选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导致选举结果难尽人意,政客为了得到选票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规划。政治制度就成为制约多数现代国家在3.0文明止步不前的“短板”。选票不等同于民主,拥有选举也与现代化无必然因果关系,当经济贤能制已经建立,基于民主制度上的选贤任能制度,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孕育3.0文明的经济贤能制与有着古老东方特色政治贤能制真正实现结合的时候,正是人类文明出现一种全新现代化制度之时。而今天,只有中国,这个同时拥有庞大市场,较为自由的经济制度以及更为鲜明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为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全新的人类道路。这也是对于李录在其自序中所谈“我们看到,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当这种有解释力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并和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贤能制(无论是政治贤能制还是经济贤能制)结合时,产生的力量会把人类的个人创造力和集体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我看到的意义”的理解。

最后,我们应该承认,李录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政治观察家。尽管在他的新书中,对于2012年后的中国政治所谈甚少,但是他对于十八大后中国反腐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认知,是客观而准确的——加强党的领导也带来了更加稳定的政府、稳定的国家,和稳定、持续、共同、单一的大市场。反腐运动还有效地遏制了贪腐和寻租行为,将一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连根拔除,从而使一些原本很难推行的经济改革成为可能。

诚然,很多人因此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强硬与传统,但是这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宗教、文化的遗留,无论好与坏,皆是如此。将所有的批判和怪罪,完全推到中共成立不足百年的政党身上是不公平的。

2019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这个中共党内高层最重要的年度会议主题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被定义为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第五个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习近平这一届中共精英,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命题的思考。希冀这种对于现代化的“朝野讨论”,能够继续延伸,深化,为人类通向更高维度文明、社会、组织方式提供一套全新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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