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新冠疫情再促改革 难逃是非的中国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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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5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P3实验室接收刚刚从浙江运抵的疫苗生产用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新华社)

“空掩高斋藏漫藁,竟无良药起沉疴。”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让中国疾控中心陷入舆论争议旋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终于被问责了。”——看到这句话,一定有很多人会将其当成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官方对中国疾控中心(CDC)这个新冠疫情中备受瞩目的政府机构的问责终于来临。

实际上它是16年前——2003年SARS在中国爆发后一年,中国疾控中心辖下一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SARS病毒事故时,一篇刊载于人民网的评论文章《当疾控中心也成了官僚机构》的文章开头。当时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和一名分管副主任被记大过处分并辞职。

16年后,和SARS同属冠状病毒的一种新型病毒从中国武汉开始爆发。此番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同样在舆情中非议缠身。所以当北京时间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第一时间被外界解读为要问责中国疾控中心。

处于疫情、舆情与改革三重风暴眼中的中国疾控中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人为绕开监测系统系统的漏洞在哪里?而改革,又是否能彻底解决这种问题?

中科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中新网)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高福

从中共高层会议会议动向看,中国疾控系统将迎来改革已经毫无疑问。不过,中国政府会不会在疫情防控稳定一段时间之后,来对中国疾控中心问责?目前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是,从此次新冠肺炎刚开始,舆论对中国疾控中心的批评之声就已出现,矛头第一个指向的,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现任主任兼中科院院士高福。

对于中国而言,从2019年年底发生至今仍未绝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通过考察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是重要的节点性事件。该组组长钟南山院士联合其他专家组成员在1月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向公众确定了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判断。有舆论指责高福在中国武汉疫情爆发早期,曾说过当时尚未被命名为新冠肺炎的“不明原因肺炎”不存在“人传人”。

中国疾控中心隶属于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福曾说新冠肺炎病毒不存在“人传人”的传言并无实证。公开信息显示,在1月14日之前,武汉卫健委的前6则通告都称“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直到1月14日的第七则公告中,相关描述才从“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变更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另外一个被多次引述用以批评高福的证据是,在1月20日的记者会上,和钟南山一起的所有专家均肯定表述新冠病毒“人传人”,高福的表述是“有限人传人”。

高福被舆论非议还和其之前的一则公开发言有关。2019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经自信满满地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结果,不到一年,新冠病毒爆发。中国民间嘲讽高福遭遇病毒“打脸”。

疫情“打脸”、系统“失灵”谁之过?

这种“打脸”,最直接的体现是高福口中引以为傲的“传染病监控网络”系统的失灵。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资约11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建立的“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这套系统不仅号称“甲类传染病可实现2小时直报”、乙、丙类传染病要在诊断后“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这套系统甚至建有涵盖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情况的PUE(不明原因肺炎)直报子系统,该子系统的规定有3例必报的标准。

根据中国媒体梳理报道,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次口头向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3天后的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给该市各医疗机构下发一份紧急通知,“请各单位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于今日下午4点前将统计表(盖章扫描件)报送至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邮箱。”28天后的2020年1月24日,即武汉“封城”后的第2天,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动态监测功能”上线。

也就是说,从2019年12月27日到2020年1月23日,这套网络系统完全被人为绕开了。包括疫情中心武汉在内,大多数地方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这段时间内主要通过口头、邮件、电话上报疫情。

这导致了一个最严重缺陷——没有了网络直报系统及时、共享功能——要知道,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最突出的功能就是不是逐级报告,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就能收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马晓伟。(国新网)

这种绕开系统的人工报告导致的两个尴尬故事是:据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的东南大学教授华生透露,高福2020年12月30日在朋友圈上偶然看到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的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责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3例必报的标准,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

据称,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事态的严重,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所以才有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2020年元旦当天带领工作组和专家组到达武汉,“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第二,武汉2020年1月16日即有医生因感染而住院,中国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冯子健知道这一消息,却是和公众一样通过1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接受的采访获得。

2019年6月14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医改进展。(新华社)

剪不断理还乱的疾控中心、卫健委和地方政府

如果说,在2020年元旦之前,因为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国家卫建委两个层级的官员均未能及时获得疫情一手资料,从而让武汉和湖北两级地方卫健委官员受到系统外部力量的影响,疫情未直接填写进入网络直报系统,那么,2020年1月1日到1月23日这个时间段中,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国家卫健委“一把手”都已经知情的情况下,为何这套系统仍然未被启用?这是什么在作梗?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中国疾控中心部分高级专家们委婉但是直白的抱怨中可以窥豹一斑:被认为是中国疫情良心的钟南山曾在2月27日的一场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说:“CDC(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是卫健委领导下的部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美国其他国家,CDC是直通中央的,甚至在特殊情况下,直接向社会通报,但中国要逐级通报。”钟南山还说,“目前CDC只是一个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告。向地方政府报告后,怎么采取下一步措施,CDC无法决定。”

5月11日,新华社旗下《瞭望》周刊采访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采访稿,援引曾光的讲话称“就拿传染病防治法来说,它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报告。但这部法在执行时管不了政府部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新华社)

公开信息显示,在1月20日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上,曾光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公开呼吁“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而就在前一天的1月19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仍然公告“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仍可防可控”。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毫无异议,曾光的讲话被认为指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系统官员,湖北省前任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前任书记马国强2020年2月13日被去职很有可能和此相关。

而地方官员干预这套监测系统似乎也有法律上的依据。2008年最新修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是这套检测系统的报告单位,但是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是这套系统运行的监督、指导方。“办法”中,“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的表述,显然为官员强压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人员提供了权力。

因为防控疫情不力被去职的湖北省前书记蒋超良。(新华社)

让人联想的是,从2020年1月6日开始到1月17日,武汉卫健委对新冠肺炎12天未报告一例新增病例,并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各界缺乏警惕、疏于防护。而在这12天时间里,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相继召开。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若说这其中的因果没有关联,也同样难以让舆论信服。许多中国民众因此质疑,湖北省和武汉市是为了会议期间稳定,而隐瞒疫情。

所以,在最终调查结果公布之前,诸多草蛇灰线显得是非难辨,但是武汉疾控中心以及其上级中国疾控中心、武汉卫健委以及其上级中国国家卫健委,还有湖北和武汉两级地方的党政官员显然都难逃干系。责任人的追责并非难事,难的是,在注定将到来的改革中,中国疾控系统到底怎么改才能摆脱此前的沉疴与顽疾?

专家的曾光的批评值得决策者警醒。第一,“操盘公共卫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卫生,对改革的结果也不承担责任。”第二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等原因,在制定政策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公共卫生诸多问题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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