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紫禁城】厌恶民国的前清遗民 欲再兴大清的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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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遭推翻,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诺依据《清室优待条件》让小皇帝溥仪(1906─1967年)继续享有尊号、每年四百万银两的花用,连各族王公世爵也一仍其旧,但仍有不少前清贵族与官吏痛恨革命党的“犯上作乱”,大有“民国乃敌国也”的愤慨。连溥仪稍长之后亦奢望再造祖宗旧业,光是听见太监一句既然有“前清”那自然会有“后清”的奉承话,也不由得“龙心大悦”,不愿只当个“末代皇帝”。

辛亥革命被溥仪与清朝遗民视为叛乱,图为1911年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清朝遗民的反应大略可分两类,一为哀惋“亡国”之情或固执认定大清尚有兴复希望,一为积极奔走企图复辟的活动家。前者多半如古时旧臣一般,多寄情诗文嗟叹时局或身世,缅怀昔日的浩荡皇恩。譬如晚清词人朱孝臧(1857─1931年)就基于“昔同游处,而国变后不复从政者为归”的原则,搜罗“不仕二主”的忠诚遗民之文编成《沧海遗音集》,书名更明示身处沧海横流的乱世、只能抒发前代遗音的用意。

晚清山西知县张其淦(1859─1946年),也发出“宣统三年,以臣欺君,遂改国体,迄今十有六年,乱日以炽,而圣道因以日晦……故宫禾黍之思,荆棘铜驼之泣,人孰无之”的悲吼。以书法和注释《蒙古秘史》闻名、又担任过安徽巡抚的沈曾植(1850─1922年),更在溥仪退位后避居至上海租界,写下“设茗衣冠仍故意,过江风景似殊方”的诗句,自比为投奔北魏但不接纳鲜卑饮食的南齐官员王肃。不过看在期待共和的人士眼里,这帮遗老的心态未免太过食古不化又冥顽不灵。

此外,民初《新闻画报》还报道过,广东竟有张某人扬言“宣统尚有十六年;民国不能长久”;不少遗老亦在书函往来或私人日记里坚持使用宣统纪年,或是要求在亡故后于碑铭上强调政治认同。譬如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是资政院议员的何藻翔(1865─1930年),就在给好友曾习经(1867─1926年)的诗中表露此种心迹:“他日中郎题墓石,头衔犹是旧官儿”。而曾习经本人,亦是个在清朝覆亡之际“毅然致其任而去”的遗民。

郑孝胥不停灌输溥仪复兴清朝的念头,最后更在日本成立“满洲国”时出任总理一职。(搜狐网)

即使红墙之外早已改换民国纪年,但紫禁城小朝廷里的内务府,亦继续沿用宣统年号纪录大小事务,溥仪也称内务大臣郑孝胥(1860─1938年)曾老泪纵横地诉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彷佛这个已成泡影的末代王朝,仍在这座五百年宫殿与忠心老臣们的幻想里继续存活与壮大。

毕竟,民国政府并未带来富强与民主,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侵逼,传统礼教观又濒临瓦解,故如清末举人刘大鹏(1857─1942年)之流的遗民便不不禁痛斥“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糜,礼义廉耻望难讲究”,主张唯有重建大清才能止住乱局。结果这致使张勋(1854─1923年)、康有为(1858─1927年)、罗振玉(1866─1940年)、郑孝胥(1860─1938年)等人不时谋划复辟之举。即使在1924年冯玉祥派军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后,溥仪仍心有未甘地暗自许诺“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而1928年东陵遭军阀孙殿英(1889─1947年)盗掘的事件,更刺激溥仪怒吼“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决心向腐败的民国复仇。

然而,溥仪与前清遗民不合时宜的政治欲望,遭一心想侵略中国的日本利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故意劝诱溥仪前往东北,打算抬出前清皇帝的名号来掩饰日本殖民的事实。只想重登大宝的溥仪丝毫没看穿,还向日本要求“如果是复辟,我就去”,罗振玉亦于1932年劝进称“自辛亥革命,改君主为共和,宜若可得国利民福矣。乃二十年来,内战不已,死亡枕藉,复刮民脂膏以充军费……今欲挽此狂澜,亟须恢复帝政”,替日本关东军成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这傀儡政权敲起边鼓。

溥仪想穿光绪皇帝的旧龙袍登基,但遭日本关东军要求仅能穿指定的戎装。(Corbis)

虽然部分遗民担忧依靠日本并非长远之计,也顾虑跟随“满洲国”形同卖国,但不少旧贵族与士人仍前仆后继地奔向东北。曾任溥仪教师的朱益藩(1861─1937年)还躲在北京替溥仪关注舆情,并建议该拉拢国会议员,甚至请出旧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协助“迎銮入关,收复政权”。溥仪本人也飘飘然地以为自己将要恢复祖宗江山,因此当1934年溥仪确认日本将改称他为“满洲国皇帝”而非执政时,他立刻欣喜地从北京荣惠太妃(1856─1933年)处弄来光绪皇帝曾穿过的龙袍,心想“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没想到日本一口回绝,声称他们承认的只是“满洲国皇帝”而非“大清皇帝”,所以溥仪登基时必须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溥仪顿时跳脚,向郑孝胥抱怨道:“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几经交涉下,溥仪只换来祭天时可穿龙袍的权利。日后溥仪想祭拜清朝祖陵时又受日军干涉,指称其“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加上日本靠《日满议定书》垄断“满洲国”的一切军事、财政与官吏选任大权,溥仪这才大梦初醒,发觉自己不过是一介傀儡,“我这时的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

平心而论,民国的政局紊乱与社会动荡,难免会让溥仪与遗民们追怀虽摇摇欲坠、但仍保有形式上一统的大清王朝。但在人心改变的新时代中,一群思想保守的旧日臣僚是要如何光靠恢复帝制就拯救中国的危局?更何况为了复辟大梦,溥仪与遗民们竟为虎作伥受日本欺诱,这更是本末倒置。因此,一个不甘坐困紫禁城的逊帝,加上深受儒家忠君观念束缚、无法适应共和体制的遗民们,既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格格不入的群体,同时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战争灾难,无论如何,这都无法在历史上得到任何积极且正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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