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场】从湖北书记到舒兰书记 中共官场问责机制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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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林省委5月15日深夜发布消息,因吉林省舒兰市出现聚集性疫情,决定免去李鹏飞的舒兰市委书记职务,吉林市副市长张静辉兼任舒兰市委书记。这是中国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以来,第三位被免职的地方党委主官,其背后体现的是中共官场问责机制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这场疫情中,疫情重灾区湖北以及武汉官场,因疫情防控不力有多个官员被罢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以及湖北卫健委书记张晋和湖北卫健委主任刘英姿等。

以舒兰市为起点的疫情传播链引发关注,目前舒兰市已经“封城”,请点击观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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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逻辑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比可知,在此之前,中共官场的问责,通常发生在行政主官层面。2003年非典(SARS)疫情期间,因处理疫情不当,被免职的是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等官员。

孟学农这位“倒霉”的正部级高官,还曾因为山西临汾市发生的矿难,二次被免职,当时他的职位山西省长。

2018年,吉林长春长生疫苗问题事件震惊中国社会,也引发高层震怒,掀起“最严”问责风暴。

据官方通报显示:此次处罚的吉林地方的官员有4位,分别是吉林省副省长金育辉,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晋修(曾任吉林省副省长),吉林长春市市长刘长龙,这3人分别被免职、责令辞职和引咎辞职;吉林省委常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姜治莹(曾任长春市长),被要求做深刻检查。

涉及中央层面的官员为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他被要求引咎辞职;中国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被要求做深刻检查。

从上述问责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层面被问责的,包括长春市长以及前市长等,均为行政主官,并未涉及党委主官。这在很长时间之内,是中共官场问责的惯例。

今次因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不力被免职的官员,不同以往,观察家注意到,湖北官场被免职的主要是当地党委“一把手”——蒋超良是湖北官场因疫情发空不力被罢免的最高级别官员,马国强则是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党委“一把手”。直至此次的舒兰市委书记李鹏飞。

对于此中逻辑,多维新闻曾在《【武汉肺炎·官场】湖北问责风暴 罢免“一把手”的政治逻辑》就曾指出:

首先,直接罢免“一把手”,也即湖北和武汉级别最高的官员蒋超良和马国强,有利于消解民怨。 其次,湖北和武汉书记的被罢免,背后无疑是中共“党的领导”强化后,党委“负有全面领导责任”的体现。有多大权力就得扛多大责任,这是其中的政治逻辑。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以往,除了毛泽东不曾讳言外,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铁律往往都是隐藏在台面下运行。

近年来中国整体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特别是随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被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强化背后,也意味着所担的责任更大。

投射到中共官场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中,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以及吉林舒兰市委书记承担防控不力的责任,其背后的逻辑也就十分明了。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湖北官场多维官员被问责,请点击观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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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对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

免职,是中共体系内部的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措施,说明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

“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在2017年中国两会期间,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前的最后一届两会定调中共党政关系。

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指出,从“党政分开”到“党政分工”,一字之差,所揭示的却是中共党政关系变局。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时代对于对长久以来党政关系问题的终极回答。

在上述场合,王岐山还说“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按此逻辑,对广大民众来说,党政以及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其实都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很难分得开。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发生重大执政失误或重大事故,权力更大的党委书记被问责,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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