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转型中国应给律师记者更多空间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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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中国,推动中国稳步实现现代转型是今日中国的主要课题之一。与此有关,2020年4月发生三起引人关注的事件,一是709案的标志性人物,被称为是709案最后一人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在服刑四年半后获释;二是据传曾主导709律师案的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查落马;三是曾经的知名报人陈杰人被湖南省桂阳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三起事件没有关联但有联系,促使人们思考律师、记者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有分析者指出,孙力军与香港铜锣湾书店案、709案等影响重大的案件有密切关系,且这些案件给中共带来了比较负面的影响。现在孙力军被查,他曾经的不当作为应该也有机会被反思和检讨,这或许可以成为重塑中国公权力与律师、记者新关系的时刻。其实,中国的现代转型离不开政府与律师、记者的合作努力,三方形成正常的良性关系,对中国稳步完成现代转型最为有利。

推动中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记者发挥重要的监督职能。(新华社)

社会需要敢发声的律师记者

虽然各行各业都很重要,但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律师、记者这两个职业应该尤为突出。从助力中国完成“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出发,无疑中国需要更多敢发声、能发声的律师、记者站出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针砭时弊,与各种社会问题作斗争,与志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政府携手打击各种不公不义,以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

发展中的中国,既有耀眼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亦有诸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未来20年,中国要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实现民族复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决各类问题如腐败、司法不公、人权保护短板、环境污染、城乡发展不均衡、民生福利没有普惠化、“一刀切”的基层治理等,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由谁来做?政府自然是主要的主导者,但只有政府恐怕无法顺利完成目标,其中必不可少也需要律师、记者等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发挥监督和建设性的作用,从不同的方向努力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型。

必须承认,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政府要保持自身的廉能、公正和高效,需要独立的监督制约力量。这种力量如何形成?坚守司法正义的律师,揭露社会弊端的记者无疑是廉能政府的诤友,可以帮助政府中的善治力量打击隐藏在其中的腐败。建设一个只会做好事,很少和很难做坏事的廉能政府,应该是所有人的心愿,而律师、记者不失为推动此一目标达成的好帮手。

因此理想地看,廉能政府和律师、记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尊互谅的共生关系,双方不存在尖锐的矛盾或者说根本目标冲突。廉能政府希望社会和谐,律师、记者大声疾呼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正可以带来社会和谐。如中共十八大后,中国不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整改等,这背后少不了大量有勇气、有能力的律师、记者的工作和努力。各类社会问题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促使人们对社会、政府更加信任,由此获益的自然是整个社会,包括政府。

建设法治中国,避免冤假错案发生需要维权律师的坚守和努力。(新华社)

勿用维稳逻辑对待律师、记者

不过现实总是比理想要残酷得多,政府与律师、记者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如上所言,一个廉能的政府需要与律师、记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但现实的复杂总能制造出各种问题。中国各级政府的不法现象还不少,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并不喜欢被律师、记者监督。客观而言,律师、记者是现实中时常被公权力压制的群体,官员们似乎对律师、记者的信任度不高。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5年7月9日发生的专门针对特定律师和民间维权活跃人士的709抓捕案。

有报道指出,当时跨越20多个省区有众多维权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被拘留、逮捕、约谈。其中的律师包括周世锋、王全璋、江天勇、李和平等,他们被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有观察者表示,尽管不排除有一些律师言行过激的可能性,但当时公安部门以运动方式,突然抓捕那么多律师和维权人士,且多以政治罪名判处,实在予外界政治意味过于浓厚的印象,令人们担心这种抓捕和审判恐怕更多是出于对“维稳”的考量。

对维权律师的审判是不是政治审判,或许不同的人、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情况。其中最后被判刑的王全璋,近来获释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我对我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失望透顶”,因为“当法院不断开绿灯,想方设法把政府起诉的人找个方法定罪,这种思维也太可怕了”。王全璋所言是否属实尚不清楚,但他对法院的批评,确实戳中许多忧心中国法治现状的人的痛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有质的进步,日益重视法治,近年来更是与时俱进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但不能否认的是,背离司法程序、侵犯人权、法官知法犯法的情况依旧不少。

与此同时,中国记者与政府的关系也不乐观。据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19年12月公布的年度报告,全球各国至少有250名记者身陷囹圄,而中国就有48名记者在狱中,超过土耳其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报告是否带有有色眼镜,固然可以探讨,48名在狱中的记者是否皆是政治问题或因言获罪,同样有待核实,不可简单一概而论,但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事实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并不习惯接受记者的监督,少数官员更是动辄打压记者的采访权,以专政手段对待其眼里不听话的记者。

2020年4月30日,自媒体人陈杰人最终获刑。湖南省桂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判处陈杰人有期徒刑十五年。陈杰人曾经是知名的官媒记者,他的不少批评性文章一度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如2004年,陈杰人的《除了生命,我拿什么保卫自己的房屋》一文,即获《南方周末》和搜狐网联合主办的时事评论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可惜或许由于锋芒太过,陈杰人不得不从官方媒体离职,开始经营自媒体。湖南省桂阳县法院对陈杰人的重判,固然有他自身原因,但湖南省桂阳县法院在审理通告中特别强调陈杰人“恶意炒作有关案事件,攻击、诋毁党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难免令人疑虑其中有政治审判的影子。

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政府、律师、记者等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多维新闻)

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公共舆论环境确有收紧之势。有分量的调查性报道越来越少,原来的深度调查记者纷纷转行,记者想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变得越来越难。自媒体的言论空间也在收窄,不少以前常见的批评性文章都会被删,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被封已经很常见。许多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公权力对律师、记者的容忍度,不如从前。

政府律师记者可共推中国现代化

坦率说,某些律师、记者自身有没有问题?客观而言,极个别思想比较极端的律师、记者或许有言论、行动过火的地方,对政府的批评失去了理性,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他们确实有需要反躬自省的地方,确实涉嫌违法犯罪的律师、记者当然应该依法受到惩处。但绝大多数敢于发声、敢于批评的律师、记者,都只是出于个人的良知和职业操守来守护社会正义,推动中国走向治理现代化,并不存在“颠覆国家政权”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情况。纵使他们说的不对,或者行为有失偏颇,政府大可不予理会或出面驳斥,却不能以罪论处。

敢发声的律师、记者多属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比较高,对社会的不公不义也比较敏感,所以经常会对政府、体制提出批评。这也是中国士大夫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应该得到包容,公权力机关实没有必要对此太过敏感,更不应该上纲上线,做过度的政治解读。

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需要国家稳定,政府追求转型过程中的稳定秩序,符合国家利益和理性,可以理解,但必须把握好一个度,否则容易事与愿违,物极必反。对于个别一心想颠覆国家政权的极端行为者,政府应该依法打击,以维护国家安定。但“颠覆国家政权”罪或寻衅滋事罪不能扩大化的乱用,以免冤枉无辜,压抑社会活力和言论空间。律师、记者因为职业特征,常常持有不同观点,甚至时常对政府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但这其实是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律师记者多为有知识的群体,放在古代,有点类似于书生,他们的志向、关切和利益,都与国家的稳定、和谐和发展息息相关,他们更多还是希望推动社会进步,根本没有理由去铤而走险。纵使个别人趋于极端,又有何本事颠覆政权?难不成一个泱泱大国,会害怕个别激进人士?会因为忌惮他们而“一刀切”地防范多数律师、记者,造成人心不安?

事实上,能够包容批评的政府更能够收获民心,也更能够推动中国稳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有问题的官员自然不喜欢律师和记者的监督,而廉能的政府和官员应该有能力、有心胸与敢发声的律师、记者一起,携手合作,共同发现社会的问题、解决社会的问题,促进中国走向善治。政府、律师、记者三者之间不仅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应该可以形成各司其职,相互尊重的良性互动关系,一个能处理好与律师、记者关系的政府,自然也会受到民众的信赖。

发达、现代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多元、自由、开放、包容、自信的中国。在这样的中国,有广大的律师、记者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严厉的批评,政府保持谦抑和开放精神,虚心倾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本应是稀松平常之事。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为政者用智慧、心胸和律师、记者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三者一起为中国的善治努力,则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有望早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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