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学者:“方方日记”为何让我想起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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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长达3.7万字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系统梳理了中国防疫的时间线与所做所为。时间倒推四个多月,可能任谁也不会料到,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会演变至此,不由分说将所有人推入了“大变局”中。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确考验了一切,也检验了一切。中国作为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回看官方前期、中期、后期的应对举措,以及由此而起的大范围的社会撕裂,究竟该从中反思什么?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由他来详解中国防疫保卫战的得与失。此为下篇。

上篇为:《中国防疫再反思:难解的央地关系》

疫情带来的改变,有可见的,也有不可见的,尤其是对于人们心理层面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人民视觉)

多维:一直以来,所有的政治都被民族主义化以及意识形态化,政治里面很多的技术因素都被加上一层政治描述,让我们没有办法认清政治究竟是在做什么?其实政治本身有很重要的所谓政治能力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政治做好,怎么样做就不好。这个严肃的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其实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因为所有的讨论一定又回归到了意识形态。但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盲目性,为我们提供一个空前的契机,政治的质量是好是坏,政治的能力是高是低,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病毒的检验。

房宁:我觉得疫情不是政治制度的“试剂”,不能这么直接挂钩,因为毕竟疾病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比如说中国的制度,在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时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或者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有制度优势。但又不能简单地用疫情防控效果来测试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疫情在各国、各个地区都不一样。除了制度的因素外,还有许多相关因素,比如与各国文化有关。

这次疫情防控,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表现都可圈可点,日本做得也很好,而美国出乎意料地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管理体制都是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表现却有很大差别。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疫情作为衡量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效能的根本标准。

多维:关于未来,你曾提到,国外社会层面的排华、经济层面的去中国化、法律(政治)层面的调查与追责,是后疫情时期中国可能面对的三大挑战。中国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房宁:这个现在还不便公开讲。

多维:但对中国来说各方面挑战真的是很严峻的。

房宁:疫情结束或高峰期过去后,肯定还会有新的问题和挑战,那三方面的问题有的已经出现,有的出现了苗头,我们据此推断将来可能会出现新的挑战。

多维: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预言可能会出现比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还要严重的危机。

房宁:我不是经济学家,疫情在未来经济方面的深远影响,我说不好。不过我认为,从一般道理上讲,还是不宜把这次疫情冲击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衰退直接相比,因为那次衰退的原因和这次不一样。而且距离那次大萧条快一百年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控机制和经济发展阶段已发生了很大区别。当然,从现实情况看,这次疫情确实已经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对于中国而言,疫情从内外两个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这次疫情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虽然把疫情初步控制住了,但将来到底会怎样,现在还不知道,科学和病毒还在拉锯、较劲。这次疫情不仅给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冲击。虽然经历过非典疫情,但这一次造成的冲击更严重、更广泛。

从经济上看,当年非典爆发时的背景和今天很不一样。2003年正处于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那是中国建国以来发展最好、最快、也最稳定的时期。但从2008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拐点,从高速发展进入到了中低速阶段,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经济的上行期和下行期遇到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引擎投资、外贸、消费都遇到了问题。

比如外贸,广东浙江一带困难十分明显,外向型企业很不景气,前景堪忧。再看消费,消费是以生产与收入为基础的,大家现在收入低了,失业、半失业大增,怎么去消费?最后是投资,现在中央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三大措施:通过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和扩大地方债。这三大措施都是透支,而目前中国的负债本来已经不低了。这些举措虽然可能对经济暂时起到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积累更多的问题,形成更大的风险。

多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房宁:是的,从整体上看,衰退和进一步下行是肯定的,但程度不确定。现在大家担心,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拐点,以后中国经济再想有5%以上的增长率,恐怕就很难了。我说的是实际增长率,因为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对官方公布的数据有怀疑。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在武汉中商超市向工作人员了解商品供应配送情况。(新华社)

多维:经济往下走的时候一定又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房宁:是的,就业问题,贫困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会比较突出。严重而深刻的社会问题会造成社会的撕裂。以这次疫情中“方方日记”现象来说,就很有象征意义,表明人们在思想价值观上的分歧越来越深刻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基本上忽视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与判断,统统是价值先行,否定性思维,上纲上线,选边站队。这就说明我们社会的思想分歧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很难调和。

多维:基本上已经没有讨论的前提了。

房宁:只有蔑视和敌视,持不同立场的人之间是相互蔑视的,相互敌视的。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见过的,但从那以后至少已经逐渐消失了,或者说只在很少人当中存在。但是这次造成了强烈的分歧与对立,真是非常的不幸。我不是说“方方日记”不幸,而是说引起这种后果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是不好的,大家已经坐不到一起了,这非常不幸。我作为从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想到今天又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悲哀,而且很无奈。

多维:土壤本身一直是存在的,“方方日记”只是提供了一个载体。

房宁:是的,“方方日记”只是给人们的分歧提供一种展示机会,土壤已经存在了。人们的分歧不是“方方日记”带来的,是对“方方日记”的争论激发了人们的分歧。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之间,很多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如果想保持友谊或者保持感情的话,就不要提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说想起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就这样。

政治分歧是最伤害人的,它会给人带来非常深远的感情伤痛。生活中其他事情都好说,你骗了我的钱、骗了我的感情,我都可能原谅你。而一旦有了政治分歧,就只好分道扬镳了。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政治学者,在生活中很少跟朋友谈政治,因为我怕影响到朋友之间的感情。一旦政治上说不到一块儿,就会翻脸不认人。文化大革命时这种人和事多了,夫妻反目,子女斗父母,学生打老师,泯灭人性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加害者往往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是除害。毛泽东晚年一直坚持文革立场,不惜再次打倒邓小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缺点,那就是“全面内战”。

多维:几年前,很多人都提出要警惕“二次文革”。

房宁:我是拿文革举例说明政治对人的影响有多深,并不是说现在是文革,和文革没关系,只是说政治分歧会深深地撕裂社会,会伤害人的感情。美国现在就是这样。特朗普(Donald Trump)无论做什么,不接受他的人一律反对,而接受他的人一直追捧。

多维: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是两党制,选举诉求会导致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氛围。在中国,上面是需要统一思想的,下面却出现了撕裂状态。

房宁:这个和工业化进程有关,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的大流动大发展,而大流动大发展会造就新的社会结构。一旦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又会影响社会流动,造成新的社会固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过去按照我们的官方语言讲,追求美好幸福生活是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中国梦”的鼓舞下努力奋斗、进取。中国社会发展了、富裕了,原来一文不名的人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刘强东、马云,就是典型代表。社会流动性鼓舞了无数人,燃起了无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中国社会不会永远这样,社会流动带来了社会的再结构,进而不仅造成了流动性下降,而且带来了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播,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制约了社会流动。

多维:但是当“方方日记”出现时,好像固化的阶层无意间被打破了,你有没有觉得?虽然在经济意义上或者社会意义上阶层还是分化和固化的,但是面对“方方日记”时,好像阶层出现了某种虚拟场域的“流动”。

房宁:表面上看,赞成还是反对“方方日记”的人们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人们态度的背后是人们的立场或曰社会站位。那些对现实秩序比较认可的人们,是比较赞同和认可“方方日记”的。以方方为代表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即使是批评社会也表现得很包容,甚至很优雅,就像方方那样。其实方方并不是在否定这个社会。批评方方的人,才是不认同现在的秩序。

多维:但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相对自由派一点,他们赞同方方,但他们对整个体制又持有很强的批判性。反倒是“小粉红”,多数反对方方,而他们又很推崇现行体制。

房宁:所以我用的词是“秩序”,基本上支持方方的人,大都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反对方方的基本上是不认同改革开放,或是他们认为再继续沿着市场化道路改革开放下去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实际上真正的差别就在这里。人是复杂的,人的言论有各种掩饰,不能简单依过去的左和右来区分。我说的是大多数,毕竟站出来发言的是少数。

多维:大多数是沉默的。

房宁:“沉默的大多数”心里也是有数的,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大概都不能否认“方方日记”是这次疫情中一个现象级事件。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的人会反感方方,难道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很赞同现在的体制吗?未必,他们还并不了解这个体制。他们实际上是恨马云、恨刘强东的,觉得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流动的机会,新生代的前景不明。他们把方方看作是一个既得利益的代表,你得了那么多好处还不满意?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批评方方就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方方是一个受迫害者。的确,事实上方方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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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58期(2020年06月刊)对话栏目《对话房宁:中国防疫保卫战的得失与反思》。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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