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浪潮】舆论场:喉舌“混战” 谁在代表中南海发声

撰寫:
撰寫:

“喉舌又掐起来了!”相较于“地摊经济”本身,舆论对于中国不同官媒对地摊经济的不同态度显然更加感兴趣,防火墙内外的两个场域在这一点上出奇地一致。

“地摊经济”近期成为中国大陆的热词,源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日视察山东时的表态:“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随后黑龙江、上海、成都、济南、合肥等多地出台明确政策,对地摊经济的发展持肯定态度。

陆媒也第一时间对地摊经济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从中也可以溯源中国政府对地摊经济的准备工作:3月20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中,就已提及“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到了5月,中共中央文明办下发通知,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而在5月底中国“两会”闭幕式后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关于“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约合141.1美元)”的说法,亦成为“地摊经济大讨论”的重要背景。

连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地摊经济”能否成为深受新冠病毒困扰的中国经济的救星?“全员摆摊”能否成解决中国后疫情时代的就业难题?

中国官媒新华社从6月4日开始刊载的“成都地摊经济观察”系列稿件更加深了民众“官方认证”的印象,一时间地摊经济也成为大陆的自媒体写手们炮制“10万+”爆款文章的热点选题。

生活常识告诉人们,当一个人全身正处于热气腾腾的状态,一盆凉水浇下来会有多么“刺激”。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6月6日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开启了对地摊经济的反对声浪,《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大陆官媒也纷纷加入“抵制地摊经济”的战团。

其中《人民日报》在6月6日刊载的“人民锐评”中表示,地摊经济“放开不是放手,也不是放松”,而是讲究“有序”,“升温不能发烧”。央视6月7日发表《“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称“地摊经济”固然有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文章作者警告,“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最终“必然导致一哄而散”。

央视财经6月8日的评论文章更是把“不适合地摊经济”的范围从北京扩展到了“一线城市”,思路与《北京日报》如出一辙: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全球意义上的特大型城市……是中国经济对标全球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抓手”,所以,“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对地摊经济可能给交通、卫生带来隐患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其中的关键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认定地摊经济“不适合”存在于所谓的“国际大都市”。(Reuters)

多家国家级官媒与新华社在地摊经济问题上看似“针锋相对”的表现,甚至让一些西方媒体做出了针对“红墙秘辛”的推测。事实上,就像本文开头所引述网友的“喉舌又掐起来了”,之所以说“又”,是因为类似的情形已经不止一次上演。2016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CEO王欣等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的庭审进行了现场直播,这起案件本就受社会关注,庭审进程中“辩护人吊打公诉人”的现象更是引发了一场网络狂欢。对此,《人民日报》在庭审结束次日发表评论《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认为“不能因为辩论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为转发的人多就占据某种‘道义’高地”。新华社则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发表评论《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对“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其中认为辩护人的精彩表现、庭审的直播都体现了法治的“重要气质”,还直言“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剥夺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

这应该是两大官媒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明面上交锋。再往前推,2015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警惕金融业过度发展》,新华社同一天发文《适度调整让市场走得更远》;2014年9月1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称“期待降息是对改革的不信任”,一天后《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发表题为《降息不是改革的对立面》的财经评论,矛头直指“降息与改革矛盾”的观点;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发文《中国一家独大是讽刺应该派业余选手参赛》,《人民日报》则发文《举国体制促体育大国杨明观点危言耸听》。

这还没有算上其他大陆官媒之间的“交战史”(比如《环球时报》与其他官媒打过的嘴仗要更多)。

此次《人民日报》、央视、《北京日报》等与新华社及多家市场化运营的陆媒看上去形成“对垒”之势,舆论中不乏看热闹的心态,同样是因为刻板印象——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国官媒唯一的功能就是替官方发声。

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只要对中国进行过持续且深入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官媒并非简单的“传声机器”,即便出于同样的立场,也可能会有各自的思考与判断,不然不会出现上述诸多意见相左的记录——若全都是官方意志的传达,哪里来的争议?《人民日报》等与新华社在“地摊经济”上的不同反应,无非是关注的重点不同,正方看重“经济活力”与“就业”,反方担忧“城市治理”与“秩序”,相当于“同一个声音的不同声部”。

况且还有《中国青年报》提出别让“某知名互联网公司HR摆地摊招聘,美女街边摆摊卖茅台,开着豪车上街卖奢侈品”带偏了地摊经济的节奏,关注点与正方双方都有区别。

地摊经济的概念火爆后,确实出现了一切机构和个人利用摆地摊来炒作、制造噱头的乱象,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制定规则以及如何有效执行。(Reuters)

只不过,这次《人民日报》、央视等“声部”,对于地摊经济的“有条件抵制”引发了网络舆论的一些反弹。央视财经在评论文章中将一线城市的地摊经济复兴看成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违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必然造成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源错配,从而给宏观经济发出错误信号”。针对这种看上去“高大上”的批评,有观察者指出,与“违背市场规律”恰恰相反,像所有市场经济活动一样,“地摊经济”也有自己成本和营收核算,也有自己的服务人群及其消费习惯研究,这种“微创业”并不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更缺乏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约束。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是一个复合的、立体的“大市场”,必然包含着高中低端的分工,“地摊经济”的存废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存在着更宏观的市场经济活动联系,只要A而不要B才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当然,对地摊经济可能引发卫生、交通、夜间噪音扰民等问题的担忧也合情合理,对此陆媒“财新网”6月8日发文称,地摊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是无序的、自由放任的,应该坚持“民间纾困、促进就业、维护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更重要的是,应该借此机会“提高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地摊经济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有温度的‘毛细血管’,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此前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治理往往都是在“方便管理者”,而忘记了服务职责;城市管理者最需要提升“亲近自然”与“亲近民众”的意识。(相关新闻:城市治理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者 “专项整治”不可取

其实放眼全球,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巴黎中央市场等都属于“地摊经济”,这些集市不仅长期存在下来,还成为让世界各国人趋之若鹜的著名打卡“地标”。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新闻周刊》也于6月8日发文指出,宽容地摊经济“不是权宜之计”,城市管理“只要一切为民所想,总是能想出办法来的,既严格法规又人性化执法”,毕竟“放宽对无证无照的查处,普通民众也是受益者”。文章同样强调,“如何转换城市的管理思路,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是未来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命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都市目前针对地摊经济实施的城管新规来看,当地民众给出好评的比例占绝大多数,人们一方面认可这种经营模式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平价和丰富的选择,另一方面称赞“柔性管理”为更多小贩在疫情期间提供了生存空间,“让大家能够共渡难关”。

说到底,对于《人民日报》、央视等官媒对地摊经济的质疑之声,很多中国网友反感的地方在于,一是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变成没有温度的钢筋水泥丛林,二是不希望执政者又一次拿“秩序”当作懒政的借口,就像陆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近期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说,“任何事情在中国都不能大拨轰、一刀切。”民众对于现代化治理的期待,同一些执政者尚未升级的治理观念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亦是中国当前主要矛盾中的一种。

推荐阅读:

「版權宣告:本文版權歸多維新聞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