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五十年】走出冷战框架与反共意识 保钓青年“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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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提出议案,拟将钓鱼岛(台湾方面称钓鱼台)的行政区名称由“石垣市登野城”改为“石垣市登野城尖阁”,预计于6月22日表决通过,这使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归属争议”再次浮上台面。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台湾“钓鱼台教育协会”、“台湾钓鱼台光复会”、“中华保钓协会”等保钓团体,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抗议,众人高喊“还我钓鱼台”、“保护渔权、保障主权”等口号警告日方勿进行更名,亦抨击民进党政府对日本卑躬屈膝。其实从1970年代开始,由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发起“保卫钓鱼岛”,就已揭开迄今50年“保钓运动”的序幕。

针对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提案将钓鱼岛改名,台湾保钓团体于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率众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抗议。(洪嘉徽/多维新闻)

美国“归还冲绳”引发了海外保钓运动

1970年,经媒体披露,美、日两国政府打算就即将到期的《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谈判,磋商“归还冲绳”问题,并准备于1972年将钓鱼岛列岛与二战后托管的琉球群岛一并“归还”日本,加上日本加紧在该海域频繁活动,引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慨。同年8月,台灣《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先后刊载四篇从国际法、地理及历史等角度论述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并批评日本无理要求的文章。9月1日,台湾基隆、苏澳两地渔会以事实说明钓鱼岛群岛乃中国领土,而且要求台湾政府派船护渔。台《中华杂志》也自该年度的9月号跟进,持续刊登关于钓鱼岛群岛归属的资料、时事短评。台大哲学所硕士生王晓波(笔名茅汉)、政治所硕士生王顺共同撰写《保卫钓鱼台》一文,并刊登于该年《中华杂志》11月号。文中引用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告全国同胞书》的名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敦促台湾政府表明立场、展开实际保钓行动:

我们要向生活在台湾的1,500万同胞呼吁:……我们上一代用‘五四运动’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企图,并且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国魂,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暴露其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难道50年后的这一代中国青年,真的就要眼 睁睁看着我们的国土让列强们用‘声明’、‘密约’而断送吗?……我们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争回来的钓鱼台群岛,难道真要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
王晓波(茅汉)、王顺,《保卫钓鱼台》

上述文章经过广泛转发后,迅速在留美学生中发酵。1970年1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台籍留美学生开始集结,并于12月16日组织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讨论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并主张“外抗强权、内争主权”、反对美日私相授受,紧接着以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耶鲁、宾夕法尼亚、康奈尔等美国各大学的台籍生为主,陆续成立“保钓会”或“保钓分会”,有计划地举办钓鱼岛问题座谈会、出版各类“保钓”刊物,风风火火地探讨各种可行的“保钓”方法,最终定于1971年1月29日、30日在全美各地发起第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970年,美国宣布将于1972年将琉球与钓鱼岛交付给日本,引起港台与海内外广大华人学生抗议游行,史称“保钓运动”。图为1971年美国华盛顿保钓游行。(腾讯网)

例如“纽约保钓分会”确定了游行主轴:一是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二是全力保卫中国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三是反对美国偏袒佐藤荣作内阁(1964—1972年)的阴谋;四为主权未决前拒绝任何国际共同开发;五是游行中所使用的口号是:“钓鱼台是我们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出卖钓鱼台!”、“牢记珍珠港事件!”、“不准再出卖中国的土地”、“粉碎日本—美国帝国主义”。不过由于当年两岸正在竞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分歧出现,两岸在美留学生达成共识,一同前往日本驻美大使馆前抗议,但不携带任何旗帜(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宣言和演讲都避免提到“政府”,统一口径只称“中国”,以免队伍中发生摩擦

“保钓运动”:台湾青年“向左转”

已故台湾“保钓运动”健将林孝信(1944─2015年)曾表示:“台湾人至少有三、五千人和保钓有关系,但在保钓前已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我估计不会超过20个”,这意味着,许多台湾民众是在经历“保钓运动”之后,开始对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有了不一样的想象与认识:

保钓运动以来有一批留学生对台湾政府彻底失望,那时刚好中共与美国发生乒乓外交,美国尼克森总统前往中共访问,这样发展过来,中共的声望突然提高。很多人在保钓运动中,见过了两次肃清,对台湾政府很失望,甚至是绝望,不指望台湾政府会来保钓,甚至你要保钓,它还把你当作需要整治的对象,当敌人般对付,当黑名单来打击你。这种状况下,台湾政府不能依靠。

确实,由于在冷战体系中选择靠向美国阵营的国民党政府,严重依赖美方对台军售、军事合作与经济援助,以对抗随时有可能发生的解放军武力攻台,并借由党国机器强势宣传“反共文艺”,形成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政治军事文化政策。在政治戒严、侵害人权与文化高压统治中成长的台湾青年看不到对未来的希望,为一的寄望就是到台大读书、赴美国留学,出现了“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谚语。但等去到美国之后,见到了又是另一副光景。

1966年,中国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左翼激进思潮迅速向全世界传播,至1968年达到颠峰;1968年5月,法国发生“五月风暴”,巴黎学生要求教育改革,并促发法国共产党(PCF)与工会联合总会(CGT)动员了超过900万工人,引发了二战后欧洲历时最长的工潮。1970年,正值美国民权运动与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赴美留学生见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左翼思潮蓬勃发展,以及美国国务院对“保钓”游行的傲慢回应,称“钓鱼台为琉球群岛一部份”,表示日本可以对钓鱼岛进行直接管辖。

即使有旅美学者赵元任、余英时、李远哲、张系国在内的500多位华裔师生上书蒋介石,呼吁台湾政府抵抗日本新侵略,并拒绝参加《中日韩联合开发海底资源协议》,但台湾政府消极回复,台湾“驻美大使馆”的彻底不对话,学生们开始质疑过去认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正当性,亦不再信任国民党政府,同时大量学习、吸收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大梦初醒:西方国家正通过意识形态助长、掩盖其新殖民主义的恶行。

就在学生们于运动结束后进行反思总结之际,议题也逐渐发展到讨论中国的前途上,他们意识到美国为了“联中制苏”,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愈发举足轻重,成为强而有力的一股国际力量。不少人怀抱着“去新中国看一看”的愿望,或是公开表态支持大陆政府对抗帝国主义,甚至附和中国大陆当时提出统一台湾的要求,这也是台湾至今一直存在的“左统派”出现之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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