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中国外交傲慢或“战狼”化 本质是翻版“中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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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外交官面对外国的质疑或抹黑时,不时以坚定自信或软中带硬的答复回击,令欧美政府或媒体颇不自在,故常以“战狼”(Wolf Warrior)讥之。而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记者会上,被日本媒体问及有37%港人想移民、暗喻香港国安法不得民心时,果断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什么意思,中国来去自由”一句作答。然而,这表态反而令部分人不快,指责这太过傲慢、太不够“大国风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表态颇获中国人民赞赏。(Twitter@Lijian Zhao赵立坚)

其实除了文革时期因极左路线、导致中国外交几乎停摆并扬言发动“世界革命”,中国外交辞令罕有磨刀霍霍的过激表态,始终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况“战狼”一词本身即是个误读,不应是狂热民粹的代名词,只要仔细看过电影《战狼2》,便知剧情强调的是遵循国际法,而非不受拘束的好莱坞式个人英雄主义。

片里中国驻外大使请求海军出兵撤离困在战乱国度的陈博士与一众中国员工,但舰长断然拒绝:“没有联合国的允许,我方作战人员禁止进入交战区”,这才有了男主角吴京的只身涉险救援行动。而在吴京与中国员工遭乱兵攻击时,停泊在海上的解放军军舰已通过吴京的视频通话得知情势危急,但也只能噙着泪咬着牙忍耐,直到上级允准后才出手援救。片尾吴京率领众人要通过叛军把持的岗哨前,更干脆让人们将武器全抛弃,以单手高举五星红旗安然通过。

这些情节,处处都彰显得依循法度行事的精神,片尾更传达保障国民安危为优先、而非单凭蛮力杀出血路的意味。这种风格对欧美来说恐怕十分陌生与不解,尤其是动辄干涉他国内政的美国,认为国际规范只会妨碍自己“主持正义”。因此将“战狼”视为中国过激民族主义的化身,或用该词来形容中国的反击,实在是教人啼笑皆非的严重误解。

吴京主演的电影《战狼2》时常被欧美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化身。(微博@3D电影战狼)

即便在1950年中共派遣伍修权前往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虽然不断痛斥“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以及为与以英美利益马首是瞻的国民党外交官区隔,并要展现中国主权的独立性,故以较严厉的口吻发表演说,甚至批评满口英语的“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我怀疑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国话他都不愿使用”,但最后伍修权仍强调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因此中共打从建政之始,就从没想当个自绝于外的凶狠孤狼。然而,反而是美国出于冷战之故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与经济封锁,不肯让其融入国际社会。

不过纵使面临围堵,中国仍试图与人交好。1955年万隆会议时,众多制度各异的亚非国家云集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菲律宾、泰国等国还指责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试图给中国难堪。没想到周恩来淡定地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政治思想和各国的社会制度”,强调各国应“求同存异”。

而当黎巴嫩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术语”时,周恩来称:“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前言中有‘和平共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周恩来甚至还说:“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这些谦和的发言,着实让不少国家大吃一惊。

周恩来(右二)在万隆会议上的谦和表现获得众多国家称许,右一为与会的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钱嗣杰/新华社)

而最感诧异的则是美国,因为美国原本以为中国会伺机抨击自己与倡言台湾问题,没想到周恩来的姿态却是如此温和有力。连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都不情愿地承认“万隆会议对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先生来说是一个严重挫折,相比之下,周恩来先生取得了一定的个人成功”。然而周恩来代表的始终是中国官方,因此杜勒斯欲说还休的评语,其实正说明了中国在万隆会议取得的成就。

尔后随着改革开放与国力尚待恢复的因素,中国在许多涉外事务上选择较退让的态度,使得不少中国人民认为彼时的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尤其在1993年美国诬指中国货轮银河号向伊朗运载化武原料、1999年美军炸毁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导致死伤、2001年中美军机擦撞事件(81192撞机事件)使飞行员王伟失踪等重大事故,美国的蛮横与中国的忍让教大众十分愤懑,中国外交官吴建民还慨叹地表示有人给外交部寄了钙片,讽刺中国外交“太软”。负责处理银河号事件的外交官员沙祖康,也在多年后认为当时中国实在太“窝囊”,但还是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意美国登船检查。

所幸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他国不再敢太过张牙舞爪地欺凌中国,中国也越来越有底气叙述自己的“中国故事”,重现周恩来时期的风采。比如被捧为最会“怼”外国偏见的中国外交官傅莹,便常以不卑不亢又棉里藏针的发言教舆论惊叹。2016年傅莹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德国主持人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质问傅莹“中国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傅莹立刻微笑着回覆:“这种用语很西方,对一个国家失去了控制、一个主权国家?中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不控制任何国家,我们从来没控制过任何国家,我们也不想被控制”,这令韩博天顿时尴尬不已。

而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华春莹也颇得前辈傅莹的真传,当2018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抱怨“中国间谍”监听自己的苹果手机时,华春莹则回敬道“感觉现在美方有些人真是在不遗余力地角逐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并给了教人捧腹的建议:“如果很担心苹果手机被窃听的话,可以改用华为手机…如果还觉得不放心,为了绝对安全起见,可以停止使用任何现代通讯设备,断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如此维护主权又不失风趣的发言,其实正是中国的自信展现,因此岂能批评为“战狼”或“民族主义”呢?难道中国没资格据理力争反驳谣言吗?比起中国,欧美国家的举止恐怕才是最不尊重国际法的,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拿着白粉,诬称这是伊拉克“生物武器”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还有2020年6月11日特朗普签署命令,准备制裁调查美军战争罪的国际刑事法庭(ICC)官员,此类事例实在不胜枚举。

因此若抱持双重标准批评中国外交,委实太过不公,其动机无非是借题发挥,试图从另种角度渲染“中国威胁论”,同时意图剥夺中国的话语权。最重要的是,人们应更理解中国昔日艰困的国际处境,以及今日欧美强权的嘴脸,若随着西方起舞指责中国,片面要求中国在外国的进逼或抹黑下多忍让,那只能说渠等已不自觉地沦为西方价值观的附庸,匍匐在欧美语境里忘了如何直起腰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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