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疫情】北京紧急处理三人 中国官场持续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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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中国首都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地区性疫情反弹的中心后不久,几名当地官员应声被免。这种由疫情导致的官员被集中免职的现象,已是中国官场的一种常态。其背后有着鲜明的中国政治的特色。

从严从重从快

北京时间6月14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在初步调查后召开的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职务。而丰台区常委会则将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免职,并责令免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的职务。另外,北京市纪委市监委调查组还将继续深入调查,并依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成立的调查组得出的初步调查结果称,这三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所谓“四方责任”是指在疫情期间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以建立全社会共同防控体系;所谓“四早”是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自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对相关官员的处理逐渐形成了“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从北京市在6月13日成立调查组,14日即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处理相关主事官员等细节来看,北京也未例外,甚至犹有过之。

其实客观而言,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疫情防控的力度与水平可以说是位于前列,而在如此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仍然出现暴发苗头,固然有相关责任人失职的原因,更表明这种病毒的神秘莫测和巨大危险,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正如6月14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所称,“对新冠病毒变异、传播规律等还没有完全掌握,境外疫情仍在蔓延,常态下防控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急剧蔓延的态势下,中国这个首先揭开和扭转本国疫情的国家将始终面临疫情反弹的隐患。

北京市的调查组并未对外公开其初步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而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对于属地和本单位的疫情暴发确有一定的责任,并未蒙受冤屈,但是也要承认此次疫情事发与三人被免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北京其他地区的防控措施未必更加有效,或许也面临着大体同等的风险,只是丰台区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一个相对高风险的物流中心率先中招。

中国官场巨震

受到处理的周宇清、王华和张月琳三人,均是位于当地或本单位中上层并拥有一定权责的人物,却在成立调查组的次日即被免职或责令免职,既是事出有因,或许也是以结果论成败的问责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在中国高压防控疫情的整体局面下,一些官员即使与疫情暴发关联不大,也可能会沦为其“牺牲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也就是说,不论相关官员前期工作方式与努力程度如何,只要出现疫情,便需要为其承担责任。

自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已经有一大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单位的官员因为疫情相关问题受到处理。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20年3月初的梳理,在各地被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凡涉及防控中的职务行为,几类人群最为常见。第一种是基层干部,包括村支书、居委会主任、街道办主任等;第二种是医院这类疫情最直接相关单位的相关人员;第三种则是应负领导责任的一批官员。比如最早武汉市,在2月22日的通报中指出,武汉市纪检监察机关共问责处理630多人,其中涉及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130多名。

根据相关条例,问责有一定的影响期。受到诫勉的官员,6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升职;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调离岗位、免职的,一年内不得提拔。也就是说,因疫情被处罚的官员,最短也要6个月内将不获重用。而在疫情防控阶段“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相关责任人的新操作模式下,此番被问责免职的官员,后续仕途很有可能被蒙上更重的阴影。

在受处罚的官员中,最受注目的是湖北省原省委书记蒋超良与武汉市原市委书记马国强。两人在2020年2月中旬同时被免职,但中国官方时至今日未有明确指出两人为何被免。民间多有指责湖北省武汉市在疫情暴发初期应对措施紊乱,没能有效控制疫情,并出现了对湖北当地官场的严重不满情绪。一些分析认为,民间对湖北当地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将会导致疫情防控效果大打折扣,才是中国高层决心换人的主因。

另外,在2020年5月吉林省舒兰市出现疫情局部反弹之后,舒兰市委书记李鹏飞、吉林卫健委副主任刘世君、舒兰市公安局政委耿建军、舒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韩印等一批官员也被免职。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自上而下的监察高压,对官员们的问责与免职,也是维系整个官场投入疫情防控体系的一条“鞭子”。不可否认,数以百千万计的中共执政团队及其相关工作人员,是中国能够迅速有效扭转本国疫情的关键。不同位置的人员扮演着领导、协调、监督、执行等等种类角色,深入到每个村庄、街道、社区、单位的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尤其承担着较大责任,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体系。而自上而下不时挥动的“鞭子”,便是用以维持、鞭策和驱动这一治理体系,并展现和输出了治理能力。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中国官位们工作的衡量指标并非工作时长、努力程度,而是能够防止和控制疫情。一旦疫情反弹,对相关官员的问责处理也就不可避免。而这种做法同时也给其他地区的相关官员敲响了警钟。

相比之下,美国疫情如今已是世界之最,其在6月16日累计确诊2,181,511例,死亡118,261例,均远超其他国家,但至今无人为此承担责任,也无政府官员因此下台。或许这也是美国疫情至今难以受到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长期性的考验,如同一次长距离的拉练,加速“能者上,庸者下”的过程,从而导致较大幅度的官场洗牌。

不过在另一方面,问责也需审慎和精准,不能“扩大化”。不论如何,各个位置的大小官员仍然是防治疫情不得不倚重的群体,承担着较大压力,既需要及时清除“害群之马”,也需要维持和调动整个团队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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