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两甲子】神功附体之外 义和团背后的深层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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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距今120年前的“庚子拳乱”(义和团运动),不仅缔造最高掌权者同时向11国宣告“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不宣而战)的纪录,更酿成近代以来第二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京师的惨剧。作为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之一,何以义和团拥有如此大的动员能力,敢与清军、列强一较高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支持了拳民,使其坚信念“神咒”之后得以“刀枪不入”,实现“扶清灭洋”?

1900年8月,攻入北京正阳门(前门)的八国联军。(Getty)

在民间信仰中成长的义和团

义和团看似一个有组织纪律的庞大集体,事实上它并非起于一时一地,而是以清末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红拳等民间武术与秘密教门为基层组织,由众多系谱的多神主义,所共同组成的复杂运动团体,团员之间的信仰思想五花八门、并不一致,呈现佛道混杂的大杂烩。不过整体上还是以道教观念较多,《义和团乩语》称: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球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会,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乩语》

由《乩语》可得知,人们以念咒语真言、烧黄裱纸、“画符吞朱”、“降神附体”等神秘主义仪式,而且是请出住在各洞天福地等洞府的神仙下凡(一同下山把道传、请下各洞诸神仙),或借关圣帝君(三国时代武将关羽,?—220年)之口降坛:“义和团中得道仙”,证明义和团的道教色彩相当强烈。

至于要怎么加强一般人对满天神佛的印象呢?这时每逢庙会各村社邀请戏班子演戏酬神的手法—“社戏”,就成了很好的舞台。義和團“降神附體”所請來的神,不外乎是梨山老母、玉皇大帝、孫悟空、太上老君、关公,就是由民间流传的戏曲而来,又以脍炙人口的《西游记》角色最多。义和团的咒语称: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咤木咤三太子,带领天上十万兵。

分析以上请神咒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二郎神楊戩、托塔天王李靖、金咤、木咤、哪咤等皆出自《西遊記》或《封神演义》;马超(176—222年)、黄忠(字汉升,?—220年)则是《三国演义》的蜀汉大将;济颠(道济,又称济公活佛,1130—1209年)为北宋高僧,其事迹流传至清代形成小说《济公全传》;飞镖黄三太为清末公案小说《彭公案》中的角色,武功高强。出自清乾隆年间长篇小说《绿野仙踪》的冷于冰,人物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落第士人,屡次科考不中后散尽家财、抛家弃子,拜在火龙真人门下修行,不但长生不死且有一身高超道行。华陀(?—208年)则是东汉末年医师,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医之一,为神医的代名词。上述基本都是农民在民间戏曲中耳熟能详的故事人物,极富传奇色彩,所以义和团希望借这些角色的武功、医术、神通法术等,达成神化自身的目的。

义和团拳民。(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义和团为何起源自鲁西?

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场反洋排外的政治运动,理应发源自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广东、江南或沿海地区,在山东也该是在胶东和烟台,但为何发源地却是在鲁西的曹州府(今山东省荷泽市)、单县(今山东省荷泽市单县),东昌府冠县(今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一带?黑龙江省委党校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万军、胡士萍指出鲁西地区士绅阶层不如他地强大,无法起到安定地方的作用,特别是当地普遍贫穷、商业化程度低,环境负载力小,一有天灾出现,马上就会使广大民众陷入贫困、形成流民。据中国海洋大学研究者孙立新、朱光涌分析,由于鲁西位于黄河下游,极易受水、旱灾的侵袭,光是从光绪元年(1875)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1900年,就有特大水灾10次、旱灾5次。此外,还有蝗害、风灾、冰雹、沙灾也都经常发生。1895年至1898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鲁西一带可说是黄河泛滥区,当地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巡抚张汝梅(1836─1902年)对曹州府的奏报是:“一村中有恒产而能自立者, 仅十分之二、三, 无恒产而为佃者, 竟居十之六、七”,可见贫富差距的悬殊。游民好的四处乞讨度日,还有的啸聚山林、聚众起事以抢掠州县。

加上清末吏治败坏,赈灾款项经过地方层层盘剥、大小官吏中饱私囊,或是担心影响吏部每三年一次的“京察”结果而隐匿不报,使得清廷专门的荒政机构与救灾赈灾措施发挥不了作用。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加入各种拳会组织或秘密教门以自保,故当地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剽悍。作为义和团前身之一的“大刀会”(俗称金钟罩),就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在曹州府应运而生。

依照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人们在满足生理需要(吃饱喝足)后,还会依序追求安全需求(免受欺凌)、情感支持(拳民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获得肯定)与自我实现(完成扶清灭洋的抱负)。世道愈乱、经济环境愈差,拳民抱团的动机也就愈强烈。

1901年,位于天津的义和团拳民。(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难治理的清代鲁西

地方官在治理山东时,又是怎么评价的呢?清代吏部于雍正九年十二月(1732年1月)提出覆奏,订下“冲、繁、疲、难”等四字考语作为官员铨选、提拔的标准。其中,冲指该地是否位于地理要冲,繁为政事数量是否繁多,疲指赋税是否能按时征收或拖欠,难则指民风是否剽悍、命案窃盗案是否常发生。而山东曹州府与其辖下的单县在《清史稿》中记载的考语均为:“繁、疲、难”,属于“要缺”,仅次于四字皆有的“紧要缺”,代表曹州府、单县都非容易治理之地。

除了事务繁多、征税不易、事故案件频发,文风是否鼎盛,也可做为考察民变发生地的参考指标之一。清代山东省中进士者2,255人,其中又以省城济南府最多(398人),占到17.6%,而曹州府只有80人、仅仅是济南的五分之一。从全省范围来看,曹州府也只优于青州驻防(4人,满洲、蒙古八旗,今山东潍坊青州)、临清直隶州(44人,今山东聊城临清,德州武城县、夏津县,河北邯郸邱县)、泰安府(77人,今山东泰安),显然鲁西南一带文风并不盛行,连带使借科举考试晋升为乡绅的阶层也不会太多,造成官府治理的困难。

过去的官府纪载或学术研究中,多认为义和团只是群非常迷信、想要扶清灭洋的乌合之众,但这么做就太将义和团运动给片面化、简单化,忽略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社会结构变化。迷信、抱团、习武、仇恨洋人都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正反映了清代鲁西、冀南地区广大百姓的艰困生活。当经济基础不稳时,上层结构也终将遭到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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