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法人事大洗牌 八年改革是否脱离“周永康阴影”

撰寫:
撰寫:

+2

在中印冲突以及中美双方高级外交官夏威夷密会之外,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动尤其是近期中共政法系统新一轮的人事调整低调进行,不过,这种低调之下或许静水潜流。6月16日中国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被免,在此2个月前,另一位副部孙力军落马,随后中国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去职、赴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恢林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职被擒。最新的消息是6月18日,中国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冯力军因病去世。

一段时间之内中共政法系统密集的人事变动让舆论在反腐与常规到龄退居二线之外作出更多猜测。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通报孙力军落马会议上提到“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邓恢林落马后,当年曾卷入薄(熙来)王(立军)重庆黑打内幕的中国律师李庄在微博暗示邓落马原因。而傅政华在中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后从公安部调到司法部及至今日卸职,也可以看到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公安部领导层的全面更迭。这些都似有若无地透露出中共政法改革的背影。

进入十八大后,中共推行司法改革、公安改革等,致力于抹去周永康打在政法上的烙印,但是回顾过去8年,“周永康阴影”似乎并未完全消失。

这不仅体现在中共政法内部屡次提及“肃清周永康流毒”上,更是因为直至如今,中国国家机器在处理一些案件时仍然颇受争议。2020年中国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中国学者张雪忠万言书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呼吁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随后一度被当地警方带走。更早一些时候,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刑满释放后被送往其山东老家“隔离”,其妻子李文足在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 称王全璋言行仍受当局监视。无论是当年709案对中共政法的拷问还是如今张雪忠直言进谏触及警方出动,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时至今日该如何认知进入“新时代”,进入“后周永康时代”的中共政法改革?

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什么

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政法王周永康的落马其实已经拉开了政法改革的帷幕。但相比中共反腐,经济转型等,政法系统的改革在许多人眼里并未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更直白地说,今天中共所谓的政法改革给外界带来一种“矛盾”的观感,这种观感主要表现为三个外界难以理解的现象。

其一是“后周永康时代”政法委地位的弱化与“党领导”强化的矛盾现象。政法委是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虽然这个委员会的形式几经变换,但其在中国的政治机构设置中,是确保党领导法的体系架构,最大政治角色就是“党”。但是在周永康把持政法委期间,由于当时中共高层“九龙治水”,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把持政法,使得其借用这手眼通天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上威胁中央权威,下以权代法,造成多年积弊和冤假错案,于是习近平一上台便改革政法。

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政法委地位的“弱化”。周永康之后,孟建柱接任,但是孟在任政法委书记期间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需要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明显比周永康低了一个层级。除了政法委的降级,2013年11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其中强调,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2015年军改时,中共将百万武警剥离出公安,完全削除各级政法委书记直接调动武警部队的权力。从政治地位到管辖范围再到“刀把子”兵权收缩,中共一系列的动作实际上都是对周永康时代政法委角色的重新调整,逐步将代表“法”的公检法摆脱代表“政”的政法委的制约。

但是,政法委被“削权”并不意味着中共对公检法领导的“削弱”,恰恰相反,中央政法委在2018年底的改革中由掌握政法大权、履行领导权力的组织,明确为“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

事实上,2018年12月中共审议通过的《政法工作条例》首次清晰地定位和明确了中共党组织与各级党委政法委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从“党内法”否定了周永康时代政法“独立王国”的存在依据。该条例指向明确,其中“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和汇报重要工作,一般应当同时抄报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按照有关规定,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政法工作重大事项。”“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抄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在政情观察人士看来,这份文件在专列的“请示与报告”一章中措辞鲜明地透露出,中央政法大权被收归中共中央,而地方政法大权则归于党委(党组)。

中共政法改革呈现出的第二个矛盾是频繁纠正冤假错案而被外界认为开启司法改革与以“709大追捕”为代表、制造人权事件的矛盾现象。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提出纠正防止冤假错案,明确不能作“留有余地”的判决,其中涉及多起以民营企业集中的冤假错案;随即,中国最法、最高检亦启动终身负责、错案追责等机制。

在此前后,判处死刑18年后的呼格吉勒图案再审无罪;曾经轰动中国的浙江叔侄奸杀案当事人沉冤得雪;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期当地的“一坨屎案”、 李庄案等等接连改判。平反浪潮的来临在舆论场引起躁动,这被认为是中国政法开始清算过去因刑讯逼供、粗暴执法,甚至行政介入司法造成的冤假错案。但是,在此期间,同样发生了上文提到的“709大追捕”事件。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局在多达20几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这其中大部分人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处理。

尽管当时中国最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以“维护国家安全”来回应这一争议事件,但是709大抓捕似乎再次模糊外界对政法系统改革的判断。

除此之外,从基层的视角来看,中共政法改革的第三个矛盾就是“打掉”一个政法王,却仍然酷吏频出的矛盾现象。周永康的落马被认为是政法系统多年乱象终结的符号,为了彻底革除过去的政法弊病,在公安改革上,中共不仅大规模肃清政法系贪腐滥权官员,如公安部李东生、夏崇源等,进行机构改革,更强调“刀刃向内”,改掉过去粗暴的执法方式,调整以维稳心态处理冲突事件的思维,推广“枫桥经验”等等。但是在后周永康时代,从上至下的公检法粗暴执法制造争议案件的现象并未彻底消失。2016年的“雷洋案”就引起舆论对中国公安素质的讨论;2018年曾一度引起热议的深圳醉酒女子遭当地警察锁喉事件也曾让中国警方受到暴力执法和侵犯人权的指控。

中共有意“弱化”政法委是真,可强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也是真;一桩桩的冤案平反是真,但709案件中王全璋等人的遭遇也是真。当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同时出现时,就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上,中共政法改革到底是什么逻辑?

矛盾背后的自洽逻辑

政法系统大规模削权的同时,一方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宣布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另一方面则强化中共党组织对政法的领导,这就难免给外界一种疑惑,所谓的政法改革到底是从依法治国的角度考虑推行改革还是借改革整肃权力,加强中央权威。

其实,“政法”本就是个独特的中国政治词汇,将“政”和“法”这两个在西方政治架构中被分置的领域,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情势下被归于一体。“政”与“法”两者的行为逻辑张力就决定了其改革必然要面临政与法的艰难撕扯,因此,会出现以上提到的矛盾现象,但是在这种矛盾中,中共似乎又能做到逻辑自洽,以推进正在进行的政法改革。

关于外界对中共政法改革的迷思其实归结到最后总是回归到“党大还是法大”的疑问,而中共在处理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党领导一切,是政法改革的总基调。但是这个党不是指政法委,而是党中央。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执行,(政法)党员在法之下工作,这便是中共的逻辑。

或许在外界看来,这是中共政法改革产生矛盾的根源,但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来回应这个争议似乎较能体现中共的思考方式。习近平在2015年2月的一次面向中国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告诫这些官员“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才是一个真命题。而如何处理“权”与“法”的关系,习的答案是“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那么在此逻辑下,上文提到的三个矛盾现象似乎也并不矛盾。关于政法委地位弱化与党领导强化的矛盾现象,其背后的逻辑是调整党中央与政法委的内在权力格局,通过“降级”政法委,加强的是党中央的权威,限制的是政法委的权力。这其实是在纠正以前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时,将政法委变为“独立王国”,造成中共中央权威弱化的问题,与全面强化中共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的领导并不冲突。

关于频繁纠正冤假错案与不断出现人权事件的矛盾,其背后其实是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以及国安强化之后的典型事件。而具体到709事件,其实在舆论聚焦的人权之外,不能忽视复杂的社会运作中存在的职业人权律师的利益勾兑。而政法改革前后“酷吏”频出的现象其实是不能指望政法改革完全消除的,中国政法队伍素质的参差不齐以及工作思维的转变或许会在改革中发生变化,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且这些问题也不可能伴随一场改革就迎刃而解。

而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政法改革真的是一场自相矛盾的运动吗?或许并不如此。在西方甚至许多中国人士的视角里,已经习惯了以西方为坐标来审视中国的改革,这就包括中国的政法改革。但是政法是中国政治环境中产生的特有设置,并不为西方所有,当外界拿着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中国政法的改革成果时,就难免出现矛盾、南辕北辙的观感。

中国政法改革前路漫漫

回顾习时代八年,尽管以上谈到的矛盾现象一直在舆论中颇有争议,与人民期望尚有相当差距,但可以看得出,中共领导人至少已经在动作。这不仅因为政法改革关系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考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中共来说也是关系依法治国乃至考验其执政能力、巩固其执政合法性认同的核心改革。

过去几年中国公安系统的改革较能体现这种改革成果。除了上述提到将具暴力专政色彩的武警部队剥离公安系统,列入军队序列,将原属公安的消防职责并入新成立的中国应急管理部这些架构上的调整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改革。理念层面,中国公安定位从“维稳”向“维权”的转变,改变此前“维稳高于一切”的片面认识,重新调整处理内部矛盾的方式;人事层面,在制度化反腐的同时借助“扫黑除恶”专项运动等以清理公安内部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为特点继续整顿队伍;制度层面,开启对公安系统的现代化改革,包括解决系统内的资源分布、公安人员的职业化以及警员的保障措施等。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在改革的同时“顽疾”反复出现,包括各级政法委在内,以党代法、以权代法,甚至干预个案,侵蚀司法独立的现象也并未根除。漠视公民基本人权,粗暴执法的问题,公权滥用的问题依然未从根本上消失。仍以公安为例,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公安是民众日常生活最常接触到的国家公权力,是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一线执法者。但是在中国地方公安与民众关系紧张的问题十分典型。在基层几乎轻易可见公安人员着装不整,满嘴脏话,对“上门”办案的民众态度恶劣是普遍现象。在中国民众的视角里,他们总是习惯性地与穿着警服的人员保持着距离。不仅如此,近两年中共紧盯的“扫黑”运动更是掀开了多年公安内部与黑社会的保护伞关系,这种关系严重破坏基层社会秩序。所有这些都让外界认为在“权”与“法”的处理上,中共很难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

这其中有外界对中国政法改革的误解也有改革中本身存在的问题。关于前者,中共不能轻视,切勿傲慢,应该照顾社会情绪,向外界讲明,讲清。要真正践行依法治国,政法改革是一项必须彻底厘清的运动。而这不能只是中共或是中共高层去推动的改革,还需要得到各界的理解与认同。对于后者,在循着已有逻辑更坚定推进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补足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例如在完成机构改革之后如何在解决完“面”上的问题之后真正形成化学反应,以促进更深层次的改革,再如如何避免以上提到的改革反复性问题,这都需要改革者拿出更大的魄力以及更多的智慧去解决。当然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各界乐于见到政法改革是能够向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发挥司法机关独立性,推进程序正义。

推荐阅读:

本文转自《多维CN》058期(2020年06月刊)中国栏目《习时代八年 一场矛盾却逻辑自洽的政法改革》。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请留意第58期《多维CN》、第55期《多维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您亦可按此【订阅】多维月刊ipad版,阅读更多深度报道。

「版權宣告:本文版權歸多維新聞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