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复盘西方的“新疆话题”操作 中国为何主场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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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美国参议院与众议院均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于2020年6月17日正式将其签署落地。中国人大、政协、外交部随后齐声抗议,并且发布了新疆反恐专题片系列的第三部即《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显然,美国方面运作已久,中国方面也早有准备。在中美博弈渐成两国外交主轴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在新疆话题上展开了又一轮交锋。

事实上,新疆所谓“集中营”话题的争论迄今已经两年有余,但与以往相比,该话题的热度似乎已有明显降温。此时或有必要对这场新疆之争做一回顾,由此也能对中美两国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世纪之争有所观察。

中国新疆地区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始于20世纪之初,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导致的恐袭活动再度高涨。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开始实行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反恐与去极极端化同时进行。前者表现为迅速和强力的反恐行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简称“教培中心”,又被西方称为“再教育营”)的设置。教培中心也是新疆话题的最大争议之所在。

西媒争报新疆

西方关于教培中心话题的关注开始于2018年3月。从2018年3月开始,有海外疆独团体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多国集会抗议。当时正处在中美贸易摩擦形式严峻、西方社会反华情绪逐渐浓厚的大形势下。因此出现西方政客就新疆“再教育营”议题接受媒体采访。例如2018年4月13日,法国欧洲与外交部发言人让•伊夫•勒德里昂就对此时表示关切,2018年4月18日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石露蕊(Laura Stone)对此事表示关切。

2018年3月至4月,西方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早期主要由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引导。这是一家受美国政府资助,面向亚洲听众播放新闻以及资讯的非营利私营广播公司,也是中国境外唯一提供维吾尔语广播的电台。自由亚洲电台是西方媒体中最关注新疆“再教育营”话题的,并因为此事受到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认可。例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在揭露新疆再教育营方面,自由亚洲电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纽约时报》认为,自由亚洲电台是关于新疆的少数几个可靠的消息来源之一。

不过,2018年3月至8月这个时间周期内,西方主流媒体并没有聚焦“新疆再教育营”话题,从2018年8月之后,西方媒体对其报道明显增多。例如,2018年8月1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编委会发表题为《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在中国的残酷清洗》的社论。该社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新疆维吾尔人关入集中营的行为是自文革以来中共政权最大和最残酷的镇压,呼吁美国国会应该介入新疆人权危机。

从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新疆“再教育营”话题开始持续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主要参与媒体为前文所提到的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邮报》,以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BBC》、《德国之声》、《法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等。也包括端传媒,中央社在内的香港、台湾等境外媒体,也将新疆议题作为他们这段期间报道中国的主要议题。在角度上无一例外是对“再教育营”的指责和批评。

西方媒体对于“新疆再教育营”的观点,几乎一边倒地将新疆形容成“监狱”,认为是中国政府在“迫害新疆人权”,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例如,英国《金融时报》在2017年11月的报道《新疆铁腕控制 汉人也叫苦连天》引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学者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话说,“中国对新疆的监控措施,使南疆感觉就像是一个露天监狱一样。”

这一类的报道给西方民众传递了一种中国政府正在“迫害”新疆人民的舆情,并且用“集中营”的说法替代“教育培训中心”。因为西方人普遍对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时的“集中营”有先天的反感,这种叙述很快建立起西方甚至全球受众对中国治疆政策的反感情绪。

媒体官场共振

西方媒体的密集报道,与西方政客的发声与行动形成了共振。

最早谈起新疆话题的美国政客是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石露蕊(Laura Stone),她在2018年4月18日表示称:“中国近年拘押至少数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美国深表关切并可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采取行动。”

2018年7月25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调查中国警方在新疆施行的监控、镇压和监禁等政策。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主持了会议。他在会议开始就强调了目前新疆人权危机的严重程度,并出示了中国政府在新疆修建的所谓的“政治再教育中心”的图片。

2018年7月26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对于新疆问题的表态让舆论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当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中,彭斯表示:“中国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人,送到所谓的收容中心再教育,是试图让人们失去宗教和文化归属。”

2018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布了2018年年度中国人权报告。报告中写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多达100万名或更多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大规模随意关押在中国西部的‘政治再教育营’。报告显示这可能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人口的监禁。”

2019年3月1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侵犯人权方面无可比肩”,国务院人权事务局官员则称将数百万穆斯林集中拘押的作法“自1930年代以来”所未见。

西方媒体和政客的集中推波助澜的一个结果是,2019年12月3日美国众议院以407赞同、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美国众议院版本的新疆人权法案是对参议院法案的修订,参院版本法案已在9月获得一致通过。众议院法案中增加了一些条款,要求总统制裁需对镇压维吾尔族负责的中国大陆政府官员,并限制出口可能用于间谍或控制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中国公民通讯或活动的设备。

再到2020年6月经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总统特朗普予以签署,从而掀起了又一轮新疆话题之争。

美国两党之争已经近乎水火不容,却在中国新疆的议程上难得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因何在?

左右一致对中

从美国媒体政治倾向来看,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为代表的美国左倾媒体,即崇尚“自由主义”,具有关注世界其他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权”、“民主”的传统。在此次对于“新疆再教育营”话题的报道中,这些左倾媒体是“主力军”,报道最为集中,对于中国的批评最为严厉。

这些媒体常年关心中国政治、人权议题,也多在中国设有记者站。他们具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专制集权”的。对于“新疆再教育营”的关注并非个案,西藏、民运等都是这些左倾媒体常年关心中国的议题。

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是希望通过新疆议题打压中国崛起。尽管关注“人权”、“民主”是美国媒体的政治正确,但是相比自由派媒体,美国保守派媒体报道新疆议题的主要目的是想制造舆论,打压中国崛起。特朗普主政之后,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加强。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开始,也正是这些保守派媒体叫嚣“中美脱钩论”、“文明对抗论”。

在这些保守派媒体的眼中,美国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从今天乃至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国家政策的核心之一,一定是通过各种手段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新疆再教育营”作为中国政府的“痛点”就自然会被这些媒体拿来做文章,在美国国内制造“恐中气氛”,形成道德高地批判中国,希望借此在中国内部“四处爆雷”。

因此,无论是美国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媒体,尽管他们对于“新疆再教育营”议题报道的出发点不同,但是其根本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政治争取,二是打压中国的根本用意。这已经是美国媒体界的共识,其实也是美国政治界的共识。

西方很多政客和媒体认为“教培中心”的集中强制管理,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之地。而在中共定义中,所谓“再教育营”是“职业技能培训”,虽然手段是强制,但是目的是帮助那些虽然犯过一些小错、能通过思想教育的人,教他们一技之长以营生的机构设置。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问题认识上的巨大鸿沟,是今天中西方文化与政治冲突缩影的一个折射。

不过,“人权”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中国民间甚至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代替“人权”的,更多的是“民生”——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在中国人的眼中,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安居乐业”,最糟的生活状态是“民不聊生”。201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当天,总书记习近平专门给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相关座谈会发表贺信,表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句貌似平谈无奇的话,正是中国、也是中国执政党中共对于“人权”最朴实的认识。

新疆之争渐息

中美围绕新疆话题的争议已经持续两年有余,并能以《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出台掀起新一轮的关注和讨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疆的恐袭活动已经绝迹了3年多时间,新疆逐渐进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生活状态之中。这就意味着,对于美国而言,新疆话题的可操作性已经越来越小,效果也越来越差,有关新疆的话题争论也将难以挽回地陷入低潮。

此外,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中美关系缓和。与此同时,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叠加当下席卷全美的示威浪潮,令美国社会注意力很难转向国外。

其二,从媒体操作的客观现实上来看,西方读者已经对于“新疆话题”有了疲劳感。谷歌搜索数据、Facebook、Twitter上用户对于“新疆”的搜索指数持续走低。这决定了媒体不可能继续将报道中心放到新疆。

其三,中国政府宣布“培训中心”结业,以及多次有礼有节的通过宣传片,以及在外交部记者会或驻外大使的回击,这些内部环境的变化和舆论反击,使得真相不断揭露,决定了西媒在新疆话题上“做无可做”的现实。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在中国新疆话题上的这场漫长交锋,是对中美两国国家实力与外交关系状况的一次展示,美国的主动强势与中国的被动支绌显而易见。如此也暴露出中国的不足,或者说是中国在未来与美相争时可以改进之处。

例如,有关部门应当协调联动,建立外宣应对机制,从而能够及时应对突发情况;鼓励和培养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媒体,既要能发出中国的声音,也要让这些声音能被传达和接受;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掌握对本国事务的首先发布权,减少外界的误传与误读。

中国现今已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正面临着美国的施压与博弈,然而中国的外宣与中国的国家实力严重不匹配,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中国新疆话题争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外宣。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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