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美民族主义合流对撞 从高晓松“直播翻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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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出现普遍性的社会撕裂,这可能已经是很多理性观察家的共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教授,在该校中文系2020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的观察,很有代表性。

在致辞中,他这样表述当前这个时代。

在美国,政治正确的支持者们与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相持不下,在中国,有所谓前浪和后浪的冲突,有左右之争。 对同样事实发出不同的评判,本属正常,但如今,歧见双方往往寸土不让,分毫必争,相摧相激,相争相讦,相互之间自认占据道德制高点,将自己的逻辑往最锐利、最极端处发挥,而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言论余地……这是我们所共同面临的言论环境。

6月28日,北京出身名门的知名音乐人,娱乐圈和文化界的名人高晓松,便在这种社会撕裂中遭遇网络暴力“直播翻车”。6月28日晚8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通过社交平台微博进行毕业季特别直播——由高晓松作为总策划的“名人读名著”公益节目,主题是为毕业生推荐一本名著。

可是在高晓松等进行直播的时候,遭遇刷屏谩骂。迫于观众的压力,《人民日报》官微的直播只能中断。【相关新闻:大V高晓松人民日报直播遭集体叫骂 被批文革回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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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直播翻车”,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以微博为主要舆论阵地的所谓“左派人士”、“小粉红”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公知算是彻底被年轻人抛弃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高晓松有过一些被认为“崇洋媚外”的出格言论,在今天民族主义浪潮被放大,激起了所谓“网络民愤”;另一方面,反对者将高晓松视为“公知”行列(他个人也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居)——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圭臬,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攻击。但这种像极了“党同伐异”的舆论环境,让很多人感到吃惊甚至害怕。

这种舆论场的撕裂,在方方日记的发表时曾出现。多维新闻在《被“绑架”的方方与撕裂的中国舆论场》一文中就曾对此有过详细报道。因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用日记的形式记录(并公开发表)武汉封城后的社会状况,以及她自己对这场疫情的看法,身处湖北武汉的作家方方深陷在撕裂的中国舆论场之中。方方以及“方方日记”成为众矢之的,遭遇网络上所谓“左派人士”的集体攻击。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名言,在中国当下的舆论场中似乎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撕裂背后,是中国社会民族主义盛行之后,民粹主义抬头现实。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崛起复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朝野泛起盲目自大风潮,甚至出现“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的声音,民族主义情绪自然也水涨船高。

特别是美国发起打压中国的贸易战,更是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合流的浪潮。当时,中国舆论场上一片“喊打喊杀”的声浪。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浪潮的裹挟之下,中国国内民粹主义逐渐占据舆论场的上风。这种民粹主义 ,对内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不允许其他声音的出现。即便这一声音是理性范围的讨论,或者出于善意批评,都是不为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者”所接受。从对方方的攻讦,到对高晓松的谩骂,都是现实的折射。以至于,很多学者以及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沉默。

对外的表现则是,面对美国的打压,高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鼓吹“中国崛起必有一战”;对待日本、韩国、印度等中国邻国充满不屑;面对台湾和香港的变化,高喊“留岛不留人”的口号;甚至他们在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激进地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最近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为例,民粹的声音认为,面对印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争议地区挑衅,中国到了该“狠狠打一次的时候”。这里的打一次,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中美之间的争锋,可谓无处不在。图为2019年6月日本G20峰会习近平(右)与特朗普会谈。(Reuters)

好在,中国政府没有被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民粹主义的泛滥所绑架和左右,无论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对抗中,还是中印边境流血冲突的处理上,北京保持了足够的理性和克制。中国政府甚至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引导和控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比如,中印边境爆发冲突后北京方面坚持“低调”。

​事实上,中国近年冒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并非仅是国内环境影响,而是当今世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一个体现。有观点认为,在全球政经格局演化的今天,民族主义扮演着底层思潮的角色,而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昂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识体现。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后快速退潮,孤立主义在各国兴起,民族主义浪潮也是波涛汹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战略对手在中国国内激发的对抗情绪,也使得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集中体现在中美利益与价值观冲突上。

这种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中美冲突对撞,也引发了学界的担忧。6月21日,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洪朝辉,在一次中美关系研讨沙龙上的发言极具代表性。

目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华为就是一块引诱中国民粹这头公牛发怒的“红布”。

洪朝辉教授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与美国政治上“Diss中国”成为政治正确,相呼应的是,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也降到了历史低点。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

民族主义浪潮中上台的特朗普,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进而更加煽动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泛滥。洪朝辉教授认为,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的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有分析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国内走向激进的民族主义以及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野蛮生长,得不到遏制或者引导。可以想象,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一旦也在民族主义浪潮裹挟下走向激进,与美国民粹主义治下政治正确合流、对撞,其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中国的决策层可能需要继续保持足够的理性,不仅要警惕这股潮流泛滥,不被这股股潮流裹挟和左右而迷失方向,甚至必要时要加以引导甚至遏制,特别是在中国尚无足够实力战胜美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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