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从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该松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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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以后能让中国舆论出现一波集中讨论其生平、贡献、影响的农民,即便把未来一段时间也算上,恐怕也只有申纪兰了。

曾连续担任13届中国人大代表(5月底还赴北京参加2020年中国“两会”)的申纪兰6月28日凌晨去世,享年91岁,她的遗体告别仪式6月30日在山西长治殡仪馆举行。

这位被大陆官媒称为“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常青树’、‘活化石’”的农村女性身上有太多的故事,漫长的人生经历让她有“机会”经历复杂的历史评价。

网络上有漫画家创作了“高举的手”的画面,这个典故来自于申纪兰那句“我从来不投反对票”,“只会举手”是近年来中国民间讽喻申纪兰政治立场的基本配置。这一点也是以往西方媒体攻击中国“不民主”的证据之一,只不过时至今日西方观察者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标靶,大多在报道申纪兰去世的消息后便再无声息。

大陆官媒则保持了几十年如一日的正面宣传,细数她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中国宪法,在66年的中国人大代表生涯中提出的各种关乎“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的议案,在“引黄入晋”、太旧高速、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大工程上发挥影响力,当了10年厅级干部后一直到死都是“每月只领取50元的补贴,没给自己和子女办过任何私事”,以及在诸多村办企业担任董事长但“既无股份,也不领工资,没从村办企业中拿一分钱”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官媒的报道与大陆社交媒体上为数不少的对申纪兰的正面评价形成了共振——这在2010年左右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即使有为申纪兰辩护的声音,也会立即被批评声淹没。一家南方城市的官媒在评论中极富针对性的表示,申纪兰一直遭遇“标签化之痛”,一些人谈及申纪兰“往往带有某些偏见”。“我们应告别一个被脸谱化的申纪兰,记住一个丰富的申纪兰。”

可见两种评价申纪兰的思路有相当的不可调和性。不过有观点认为,对立的双方无非是将申纪兰“放在各自信守的模板中,各说各话”。

申纪兰的一生被宣传的需求包围,经历了所有的宣传写法,她的人生大部分时光被国家宣传机器赋予历史典型意义的高大上形象,80岁以后又经历了大众舆论的反叛与攻讦。歌颂她的人说她被标签化,但被反对者贴上标签之前,她何尝不是早已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符号式的存在。她的公共形象,包括构建她形象的驱动力、塑造的手法模式、所使用的宣传机器与大众媒体类型、如何误打误撞地契合了大历史语境、前后两种公开形象的评价撕裂等,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让人遭遇某种言说障碍。

从这种意义上讲,申纪兰去世是一个颇具时代感的事件。中国媒体对申纪兰的解读一直没有停止过,曾经的解读已经无限接近申纪兰自己所能坦露心声的最大限度,无限接近周围人所能谈论申纪兰的最大限度,无限接近申纪兰家庭内部微妙关系所能曝光的最大限度。如今斯人已逝,回看她人生的起起落落,尤其是在她被不同的政治取向符号化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窥见中国变迁的一个切面——对申纪兰的解读,仍然值得再多加一次。

1953年2月,申纪兰在长治专区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作报告。(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申纪兰的故事离不开她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老上级李顺达。李顺达亦是被历史选中的人,1938年即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为党员,1940年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成为太行山区第一批成功闹减租的积极分子,从此在中共的宣传中经历了从“劳动致富英雄”、抗战时期“互助组典型”到1954年后“人民公社样板”的三级跳。直到1962年同属山西省的昔阳县大寨村及其标志性人物陈永贵成为新的人民公社模范之前,李顺达“一直是中国最红的农民”:他曾三次被毛泽东接见,其中一次还留下了毛泽东亲自站起来给他敬酒的“名场面”。

而申纪兰被选中,被不少大陆知识分子看成是“组织安排与搭配的结果”。申纪兰与李顺达,以及后来的郭凤莲与陈永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共打造的“宣传共同体”。

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执政党,中共不仅要在政权上“解放全中国”,更要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人民群众走进“新社会”。于是从1950年开始,作为中共领导下最重要的群众性团体组织之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开始把发动农村女性参与农业劳动作为工作重心,甚至下达了任务和动员比例,比如一半女性要下地劳动。

在“男女平等”被提升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度的背景下,中国上下一片都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的口号,宣传画里的女性都有着浓眉大眼、胳膊粗壮的外观。可农活儿属于重体力劳动,农村自古以来的分工就是“男人下地女人纺纱”,能够跟的上男性的劳动强度并动员其他女性的,自然都是年轻姑娘,比如晚于申纪兰被推出的郭凤莲,她在担任大寨铁姑娘队队长时只有16岁。申纪兰1951年在西沟村成立生产合作社时就是李顺达的副手,她在村里为女性劳动者争取与男性劳动者以同等标准“记工分”的事迹被《人民日报》记者发掘,成了男女同工同酬的重要推动者。

申纪兰或许就是中国数以亿计农民中最勤奋的那一类,干农活时冲在最前头,然后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中。她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是农民中的先锋,哪怕改革开放后西沟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跌至谷底”,她依然是中共在“三农”领域方针政策的代表人物。

在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形象之后,2009年,也就是申纪兰80岁那一年,成为“申纪兰形象的分水岭”。在那之后,申纪兰的舆论形象变得与此前几十年截然相反。

这个时间点,也与中国从传统媒体向大众媒体转型的节点暗合。在2009年之前,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党报承担了塑造申纪兰形象的任务,她的所有荣誉都与“半边天”这个宣传形象有关,这是她的高光阶段,“尽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重重心事”。

而2009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让申纪兰半个多世纪的形象出现反转,有自媒体作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2009年是中国大陆市场化运营媒体最成熟的年份,尽管其属性不可能脱离“官媒”,但锋芒已渗透到行业每一个角落,并自然地延伸到对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生活之一“两会”的报道中;二是中国“两会”上一些“明星代表”开始表现活跃,主动争取镁光灯,如此一来代表与代表之间体现出的不同个性与公共性,让人们有了进行相互比较的空间;三是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轫,且尚处于几乎没有管束的自由状态。

申纪兰在2009年前后的有两个完全相悖的舆论形象。(视觉中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部分市场化运营的媒体,其从业主力都是自由派。微博上更不用说,受人追捧的意见领袖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也就是说,抛开已经被民众当作“看看就好”的官方宣传,整个中国舆论场事实上基本掌握在自由主义者手中。在一些研究社会思潮的学者看来,这与2008年出现的“零八宪章”不无关系,自由派中的一些人似乎在做着“最后一搏”。

而自由派中的另一些人也不可能闲着,他们寻找一切可以普及“常识”的机会,重新解读历史、解构官方树立的符号无疑是最便捷的方式。也就是说,申纪兰“即使是畅销半个世纪的老典型,也不得不跌入时代的舆论洪流中”。从这一年开始,以前始终被宣传机器保护周全的申纪兰,要以80岁高龄第一次面对市场化媒体的直率提问。将提给那些活跃的明星代表的问题提给明显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申纪兰,在当时不会被看成是一个问题,无论中国大陆媒体还是中国人大机构,都服膺于这种媒介环境。“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申纪兰掉进了舆论旋涡。”

目前流传的对申纪兰不利的话,都来自于2009年及其之后的两三年,尤其是南方系媒体在标题里烘托的“我从来不投反对票”,成为此后萦绕在申纪兰形象上的魔咒。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是将制度性的负累甩给了申纪兰,通过看她笨拙地应对,来获得新闻点,并为旁观者攫取某种批判的快感。”这是属于当时的政治正确,一如今天美国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要推倒雕像。

近十年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形象形成的张力,一直在撕扯着申纪兰。在她80岁之前,主要的时间都沐浴在正面典型的光荣中,哪怕她自知不能胜任,但仍然承担起被赋予的角色。时代的斗转星移之间,她或许知道自己无从走出局限,但也依然用实际的、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有经济价值的埋头苦干(她为西沟村争取来了很多资源,但西沟村始终未能脱贫),以便让自己配得上这个形象,更何况她的私德近乎于无可挑剔。这个时候,中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她的奋斗是相辅相成的,即便对申纪兰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很难否认这一点。

而在申纪兰的另一种公众形象中,她被抽象化了,被认定是一种扁平的人物,不再有任何在地的实在感。她的生活、她的劳动、她离不开的西沟村,都被工具化了。她的历史与处境被有意无意的漠视,用来当作批判另一个标靶的武器。这个特定的批判指向,不能说与申纪兰没有关系,但又与申纪兰有多大的关系呢?

也有观点指出,2009年之后,《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周末》在“挣脱彼时舆论风气”上有过努力,它们的报道将申纪兰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件工具来书写,可以公开报道的内容在努力拓展关于申纪兰的信息量,而那些“不可以明说、只能意会的部分则隐约带出申纪兰的命运感。”

近几年来,申纪兰在中国舆论场中的形象大体保持在“批判的武器”状态,但中国的媒体生态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对舆论管控尺度大幅收紧,市场化媒体“沉沙折戟,早已变得不堪”。舆论主体大浪淘沙,社交媒体大V要么改行要么隐去,就连中国“两会”的社会议题设置也回到了不越雷池一步的旧貌。而自由派们更是连以群体出现的能量都不再有。

申纪兰去世后,那些被压制了十年之久的支持者声音在互联网上有所显露。而据陆媒“澎湃新闻”报道,在申纪兰的遗体告别现场,前来吊唁的人中既有申纪兰的亲朋好友,也有来自其所在的平顺县西沟村村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这说明申纪兰曾经的历史形象并未被自由派涂抹殆尽,这些声音只是在几年前被淹没了而已。

申纪兰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农民本色。(视觉中国)

在新近褒扬申纪兰的声音中,有一部分来自于支持女权的人士,其依据不仅有“男女同工同酬”,还包括申纪兰曾经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到丹麦参加过世界级妇女会议。

这显然又是一种时代语境的错位。申纪兰争取的“男女同工同酬”绝非没有意义,中国作家冯骥才就称此举对中国政策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妇女观念,让妇女真正普遍地从“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中走出来。

但除了形而上的价值外,其实际作用也只停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媒体人黄章晋指出,1982年,农村土地重新分配给每个家庭后,大部分女性重新回到了家里,农活儿只需要丈夫一人干就能让全家吃饱。人民公社时期是生产队将薪酬发给每一个参与劳动的农民个体,包产到户后,“男女同工同酬”自然就不再是个问题。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把申纪兰搬出来,无异于“关公战秦琼”。

像申纪兰这样的劳模形象,或许更接近于中国作家阎连科的新书《她们》中所提出的“第三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存在的“他性”。这是一种由生活、文化、禀性、和环境,尤其是时代、国家和意识形态所赋予她们的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男人气,使她们既承担着女人“应该”承受的一切(怀孕、生儿育女、繁琐的家务等),又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男人”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干农活儿等重体力劳动)。女性在接受“第三性”的注入和改变时,往往带有“能够不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的“自觉”和“自愿”,从而使“第三性”最终成为中国乡村女性独有的特质。

在这个意义上,申纪兰作为在观念上推动男女平等的先行者,同时也恰恰是需要平权的对象。

何况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为我们贡献了一条屡试不爽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女性观念得以萌发的基础是较高程度的城市化。申纪兰的“男女同工同酬”在思想观念上的确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打了前站,但真正让中国女性拥有与男性谈论平权的底气,还是改革开放后飞速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空间软硬件的不断现代化。

所以用不着给申纪兰再多加一条她担不起的赞美。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离不开劳动。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是一名农民。”这两句申纪兰的真心话,应该最适合作她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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