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香港“间谍之都”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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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0日至6月1日之间的某一天,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技术分析员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搭乘飞机,从美国夏威夷抵达中国香港。

6月1日,斯诺登用自己的护照和信用卡办理了入住香港美丽华酒店(Mira Hotel)的手续。稍后,他在这家酒店将大约20万份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文件交给了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纪录片《Citizenfour》的制片人劳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

美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绝密级网络监控项目“棱镜计划”(US-984XN)被曝光,轰动全球的“棱镜门事件”也由此揭开。

很多人不明白,斯诺登为什么会选择中国的香港,来挑战美国这个全球最有势力的超级大国呢?

香港谍影

斯诺登曾经解释过,他之所以前往香港泄密和接受采访,是因为香港有保护言论自由和异议分子人权的承诺,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抵抗美国政府势力的地方,而且自己“有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的倾向”。

的确,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地方之一,并以专业、宽容的法治环境闻名于世。

或许觉得这些还不够,斯诺登从下载了的约170万份文件中摘取了一些可能引起中国和香港政府感兴趣的爆料。他在专访中透露,自2009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入侵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计算机,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各个政府及私人机构、政商界人士和学生等。

美国《纽约时报》在爆料出现后不久的6月13日即报道称,“香港和美国的政府律师一致认定斯诺登犯下泄露官方机密等36项可以同时在香港和美国被起诉的罪名,足以进行引渡程序。”次日,美国法院发出正式起诉斯诺登的临时拘捕令,要求港府拘捕斯诺登并引渡到美国。

除此之外,有消息称,斯诺登爆料之前曾转移到澳门。美国派出16人执行刺杀任务,4名CIA人员与中国澳门驻军发生枪战。一名CIA驻港高层人员被击毙。

不过,这些消息至今没有得到证实。对于斯诺登5月20日至6月1日之间的行踪,外界莫衷一是,斯诺登本人也讳莫如深,已然成为悬案。

其实,即使没有澳门刺杀情节,斯诺登在香港的日子也不好过。资金困难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因为是美方不断施加的压力,越来越有超出香港政府承受限度的迹象。例如,美方指责港府拖延时间,更扬言事件将影响港人赴美免签证的计划,令香港民间颇感忧虑。

另外,斯诺登的爆料恰好赶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美国与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当口。个中原因难以猜测,但中方似乎无意因为一个斯诺登或“棱镜门事件“而导致恶化中美关系的结果。如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所言,“北京同华盛顿的新关系刚刚迈步,斯诺登事件横插了一杠。从纯外交的角度看,尽早结束斯诺登事件更有利中美关系的大局。”

看来,香港不是一个能够容得下斯诺登的地方。但哪里还是容身之地,他会像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那样被困某国大使馆的尺寸之地吗?

让斯诺登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俄罗斯方面表示愿意在斯诺登提出申请后进行有关庇护的讨论。2013年6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了斯诺登来莫斯科的消息的真实性,并表示“俄罗斯不会按照美国期望,把斯诺登交给美国”。

斯诺登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但香港的故事才刚刚展开。

香港是斯诺登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美国“棱镜计划”被曝光的地方。而在斯诺登离开香港之后,这座城市的名字在国际舆论中的出现频率并未随之降低,反而越发响亮。先是2014年持续两个多月的“占中运动”,然后是2016年的旺角骚乱,2019年更是发生持续一年有余的“修例风波”。

其中的“修例风波”,与斯诺登的离港,相距已有6年时间,似乎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美国与香港之间存在引渡协议,这意味着他有可能会被引渡回美国,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应该也是他离开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香港当初为什么要修例呢?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是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领土,二是因为这座城市尽管以“自由”和“法治”闻名,却也是对触犯国家安全利益行为不设防的城市。

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不存在引渡协议,在香港从事违反中国国家利益的活动,不会被引渡会大陆,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修改《逃犯条例》因此得到中国政府与香港政府的支持,却受到香港民间的强烈反对。于是便暴发了一场席卷全港的“修例风波”。

间谍之都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香港都顶着一个“间谍之都”的名头。

港媒《明报》曾有评论称:“早在20世纪初,香港已是英国‘远东情报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更成为西方搜集情报重要据点,英方曾在小西湾等地设置监听站,内地情报人员亦活跃香江,令香港与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并列为‘冷战三大特务中心’。谍报工作当然是秘密进行,不过偶尔曝光的一些新闻故事,却说明香港回归后,形形色色谍报活动依旧活跃。“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曾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明言:要做到“英国撤出香港了,但英国的影响力永远不会从香港撤退”。彭定康所说的“英国的影响力”,应该包括其在香港已经打造了一百余年的情报势力。

1997年中国驻港部队接收位于中环添马舰基地的威尔士亲王大厦时,发现大厦内部很多隐蔽之处安装了先进的窃听器。2005年6月,曾荫权就任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决定将官邸迁回礼宾府,在入住前的装修中发现宅邸内有大量窃听器。

这座“间谍之都”,也曾切切实实地让中国政府感受到了间谍的威力。2002年6月末7月初,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照例视察香港,并出席香港回归5周年庆典活动。中国情报机构意外发现了一份绝密资料,包括江泽民在港的详细行程、保安计划、行车路线、会晤人物和讲话内容。秘密调查结果指向中联办,其秘书长蔡小洪被英国军情六处华人特工策反,并向英国泄露了大量情报。

蔡小洪是中国司法部前部长蔡诚之子,妻儿都已移居香港,后来移民美国。他在1989年香港回归前即参与对港工作。有媒体认为,这宗案件的打击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少将刘连昆被台湾方面策反一案。因为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是局部性的,而蔡小洪的情报是战略性的,在某些重要领域甚至是摧毁性的。

香港成为“间谍之都”,是历史上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却被英国人据为己有,成为其孤悬海外的一块可供临时停靠的小小港湾,以及沟通中国庞大腹地的中转站点。

香港在近一百多年历史中,也一直是一个中西碰撞与交汇之地。在全球和东亚局势沧桑巨变过程中,香港的这种双重身份令其受益匪浅,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推崇自由的经济、人文环境,以及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的有意引导,共同造就了香港“间谍之都”的名声。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错综复杂的街巷、拥挤的人流、夜间令人眩目的灯光,似乎也十分契合人们对间谍活动的场景设想。尽管间谍一般都是在暗处活动,但官方与媒体不时传出的只言片语,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坊间更是长年对此津津乐道。

中国网络中有传闻称,香港活跃着八大间谍群体,分别是英国间谍群、美国间谍群、台湾间谍群、日本间谍群、菲律宾间谍群、韩国间谍群、法国间谍群,以及俄罗斯间谍群。当然,这一传闻可能有意避谈了中国大陆方面。

一般认为,英国长期是香港的宗主国,早前在香港布置大量间谍并非难事,而在香港回归之后,美国间谍数量和势力可能已经超过英国。中国政协所办的《人民政协报》在2014年10月一篇文章提及美国驻港领事馆称,“仅在香港就驻有美国‘外交’人员1,100余人,成为该国驻外人员最多的使领馆”。美国一位智囊曾透露,香港回归后,美国驻港人员由先前的610位增加至1,000余人,其任务之一就是让香港变成未来脱离中国的独立的“民主阵地”。

一位背着双肩包、轻装简从的西方面孔在街头巷尾对几位蒙面黑衣人面授机宜,是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屡见不鲜的奇怪画面。2019年8月6日,被视为具有“港独”倾向的香港年轻一代领袖人物黄之锋和罗冠聪等4人,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私下会面的照片,无异于美方干涉中国香港局势的证据,背后应该也少不了间谍们的推波助澜。

中美谍战

2018年1月的某一天,从香港搭机入境美国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李振成,在纽约甘迺迪国际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时轰动国际舆论,也揭开了中美谍战的冰山一角。

李振成出生于香港,获得了美国国民身份,并在1994年至2007年间于美国中情局工作,担任驻海外情报人员,工作内容包括招募卧底线人、训练卧底。因为出生于香港,且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李振成被捕后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了“‘港产’美国前特工”。

2019年5月,李振成在美国法院认罪,罪名是“密谋出卖国防信息来帮助外国政府”,并在当年11月被判19年监禁。李振成罪名里的所谓“外国政府”,指向中国。

在斯诺登选择前往中国香港的前几年,中美之间悄然发生了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大事。美国《纽约时报》2017年5月爆出猛料,声称美国中情局在中国各地谍报网于2010年至2012年间迅速瓦解,30多名情报人员被快速准确地清除。

美国官方则称,在中国失去的线人人数,堪比前中情局特工奥尔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和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的背叛在苏联和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此二人长年向莫斯科泄露情报工作。

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其后联手展开“蜜獾”行动,对美国驻华大使馆雇员展开全面审查,最后仍然一无所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9年刊文指,中情局通信网络遭中国破解,导致中情局内部通信被获取,并指此案为中情局数十年来的最大败笔。

李振成被视为主要嫌疑人。尽管美方最终没有公开确认是否李振成向中方提供了间谍名单,但其被捕仍被视为此番中美情报系统交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而中美谍战的脉络,尽管可以追溯到中国清朝末年,也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来观察。原美国海军情报中心主任汤姆•乔(Tom Joy)透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沸”的行动,在1979-1988年之间至少约有120名当时十分具有名气的中国国籍文人被以各种手段收买,要求他们针对中国弱点方面实施打击,重点揭露中国的一些重要错误。

不过,从蔡小洪案到李振成案,似乎说明在鲜有人知的中美情报战线,中国逐渐占据了上风。当然,这一战线不会轻易划上句号。

一退再退

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中美博弈日甚一日,情报战线更受倚重,相互较量想来也渐趋激烈。漫长而波折的贸易战就是两国间谍大展身手的最佳战场。出身于中情局的蓬佩奥(Mike Pompeo)就任美国国务卿后,对中国展开了猛烈的外交与宣传攻势,对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公司更是耿耿于怀,甚至指称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而中国方面则有分析认为,蓬佩奥始终拿不出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对华为产品安全性的怀疑,可能正是担心华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将有可能堵住美国情报系统的后门,让类似“棱镜计划”的情报任务难以实施,进而打击其情报搜集能力,在中美情报战线继续落于下风。

另外,美国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交锋,也将牵扯到两国情报战线的拉锯状况。

2010年至2012年美国在华谍报网的溃败,导致2015年中情局撤走了驻华使馆的职员,之后却扩充了香港站点,将使之成为美国新情报系统在华新总部。然而如果2019年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获得通过,中国政府将可引渡在香港从事危害国安行为的人员,势必威胁到美国在香港新近搭建起来的情报势力。

因此,绵延至今的香港“修例风波”,也是中美情报战线的又一次交锋。不论如何,随着2020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的出台,这一次交锋正在戛然而止,双方胜负也有了结果。

因为该法第一章第一条即指出,“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更进一步来看,第29条规定,“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属于犯罪;第30条规定,“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的”,将从重处罚;第34条规定,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实施该法所规定犯罪的,“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可以想见,该法的严厉规定将极大地压缩间谍活动的空间,香港作为“间谍之都”的历史,可能就此终结。

事实上,在“港版国安法”即将出台之际,香港反对派一些关键人物已经纷纷退出政坛或是策划离港。而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在6月26日透露,特朗普(Donald Trump)在6月9日冻结了一笔用于支持香港示威者的资金。

这些零碎信息,也描绘出了美国情报系统再度收缩阵线的一个模糊的外溢表象。由于中国在2003年至2005年间已经破获了台湾方面的在华谍报网,美国对华情报系统此次溃败之后,尚未可知会以何处为新的前线阵地。

21世纪已经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在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之外,情报系统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形势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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