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 “地摊经济”争论背后 乌托邦化的中国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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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著各种关系,是否有人会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在促进城市的繁荣?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了什么?人与城市的本质关系为何?在不断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又付出了什么代价?虽然有关地摊经济的争论在喧嚣一阵后渐次平息,但由此而起的关于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积弊,以及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仍有着继续探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面对中国超速的城市化浪潮,周榕一直致力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重视角,梳理、解剖其背后隐藏的思想资源、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他反对宏大、超验、完美、非时间性的乌托邦城市模型,提倡自下而上、复杂拼贴、差异多样的包容性和生长性城市组织模式。周榕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再城市化”进程的批判性展望》、《破译北京——一个乌托邦城市的前生今世》等。此为第一篇。

多维:正当中国各地地摊经济火热之际,《北京日报》6月6日刊发一则评论文章引发争议,文章直言“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给出的理据是,北京是国家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国家形象。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有着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你怎么看“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说法?真的不适合吗?

周榕:适合与否,关键在于我们将北京看作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把北京视作一个统一的匀质地理概念,《北京日报》所言未尝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北京作为一座超级大都市,行政区划上不光有城市核心区,还包括许多近远郊区域,比如说大兴、门头沟、平谷、延庆等地,这些地区和北京中心区发展是不平衡的。代表首都形象的北京城市中心片区,基于国家形象的考虑,禁止或抑制地摊经济,显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一刀切,直接断言整个北京不适合发展地摊经济。北京市人口2,300万,辖区16,400多平方公里,人与人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在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有着惊人的落差,任何一刀切式的治理方案都显得过于粗暴。

多维:在《北京日报》这篇文章里,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精细化管理”,一个是“秩序”。精细化管理,其实就意味着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而秩序,则更多是从政治维度而非民生维度去考虑。精细化管理和一刀切,民生和秩序,这原本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但为什么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二元悖论?症结在哪儿?

周榕: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脑子里往往有一种“乌托邦情结”,这个乌托邦就是一个一元的、非常单一、纯净的一种理想城市模型。但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是空前复杂的,而且生态也有非常丰富的层次,很难用一个单纯、简化、统一的理想模型去描述。现在的城市治理之所以经常出现问题,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官员在头脑中对于城市的愿景、对于城市社会生态的理解过于单纯和简化,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化的空间模型里面,很难容纳2,300万人的这样极为庞杂、丰富、细腻、多样、生动的社会生态层次。所以我觉得针对一个比较小而单一的城市来说,也许城市的“乌托邦模型”更加有效,但针对一个超复杂、超大型的城市来说,这种模型往往是失效的,而且会引发与现实特别激烈的对抗。

具体到北京,我觉得一定要明确这样一座超级大都市,不是只有单一的所谓“首都功能”,也不止承担单一的国家形象的功用,它还要有容纳基本的民生功能,毕竟2,300万人里面有相当大数量的底层人群,这是北京的底座。对于这个底座来说,允许地摊经济给他们一个基本的保障感——生活还是有条后路,能够让他们以最低成本、自食其力的方式活下去。因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关系,整个社会的情绪变得非常敏感、脆弱,在这样的境况下,能够给底层民众一个念想、一个希望、有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它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地摊经济未必能够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允许摆地摊至少给了城市大众某种普惠性的希望,对于城市底层沉默的、看不见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抚慰和心理调适。

一座城市,不能仅仅一味地向上发展,向特别精致、特别高大上这种单向度的方向努力,城市还应该向下、向更多的可能性蔓延。一座好的城市,里面既要有很高端、代表性、地标化的场所,同时也应该有着让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共享安居乐业的可能性。如果一座城市只是对若干社会阶层,甚至只对极少数社会阶层服务,从而牺牲掉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它绝对不是一座好的城市,而是一座粗暴、单调,甚至是反动的城市。

多维:你提到了精致和高尚,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也提到,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这样的“烟火气”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也就是你所说的,既要向上发展,也要向下蔓延。但在“乌托邦情结”的影响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英逻辑”之下,往往只考虑到了高大上而忽略了烟火气。有观点认为,“精英逻辑”背后有体制背景,体制决定了官员的决策机制,体制决定了政府官员频繁调动的短期行为、政绩行为。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政府负责人想要获得升迁,三年内想得到提拔,那就得干出一番成绩来。一定要做能让上级领导看得见的工程。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让上级领导看得见呢?做地下的工程一般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东西就有眼球效应。你怎么看城市治理的“精英逻辑”?鉴于话语权和决策权势必掌握在精英手里,是否意味着城市治理没有办法跳出这样的“乌托邦情结”或者“精英逻辑”?

江苏南京,市民在夜市摊位上选购商品。(人民视觉)

周榕:其实“精英逻辑”和乌托邦愿景是一体两面,因为乌托邦就是由社会的顶层精英规划设计出来的产物。精英和乌托邦都有积极改造现实的一面,但往往因缺乏包容性而遭遇现实的反噬。

具体到城市治理,我还是想说,一个好的城市结构,应该能让不同族群、不同阶层各就其位、各安其心。而精英最大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就是整个城市所有群体的共同理想,这是一个非常粗暴同时也非常荒谬的逻辑。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每个人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不想过精英式生活的人有没有资格生活在一个由精英主导的城市里?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可以再加上一句“己所欲,亦勿施于人”。精英或许喜爱整洁、纯净、高度秩序感的城市样貌,但对于城市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未必那么高大上,而是充满烟火气、适宜自己生活需求的。但这样的心声很难被上位者听到,城市治理也一直按照精英的单一逻辑在发展。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缺少不同阶层、族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同情和相互认同的媒介,更缺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协商的机制。在城市协商机制缺失的前提下,你会发现城市的强势群体可以肆无忌惮推行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心目中所谓的“理想蓝图”,不惜牺牲其他族群的利益,也不忌惮压抑其他的声音,来打造一个纯粹的乌托邦城市。乌托邦城市理想,在精英阶层看来或许是至美至善的,但是实现乌托邦的手段太残忍、太粗暴,导致从善良愿望出发、向着至善目标冲刺的乌托邦城市化,变成了一架特别邪恶和残忍的机器。我觉得目前应该探讨的是,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建立起协商的机制?能不能通过这种城市协商机制,包容城市中多元的理想与诉求?这才是让乌托邦城市蓝图顺利落地并良好运行的关键。

多维:你所说“协商机制”,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吗?虽然中国有“协商”的政治传统,但具体到城市治理上,很难做到真正的协商,最终只能按照精英的逻辑来运行。

周榕:所谓协商的机制,宪法是有规定的,政协的功能也在于此。具体到城市治理上,并不是要推翻现有体制另搞一套,而是要充分挖掘现有体制内的制度潜力。因为协商本来就是现有体制之内存在的机制,只不过长期以来被忽略掉了。

比如说城市中究竟应该鼓励摆地摊或是取缔地摊、究竟如何保障和限制地摊的权利范围等,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一个必要的论证、听证过程,说取缔就取缔,说放开就放开,这对城市情绪的影响和伤害是很大的。

今天的城市,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空前复杂的巨系统,而疫情的影响,又把城市巨系统的复杂性张力推向了极致。因此疫情下的城市治理,是比以往更为敏感、艰钜的社会治理,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平衡好,是对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一刀切”的城市管理是最简单、最偷懒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城市懒政”。在城市治理问题上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京完全可以做得更人性化一些。比如可以更细致、更明确地规定哪些地段不允许摆摊,哪些地段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允许摆摊,哪些地段是专门供人们摆摊的城市集市等,关键是要细化这些问题,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区域,进行弹性管理,这才是精细化管理的本意。

再看《北京日报》所说的精细化管理,其实是在偷换概念,简单给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不是精细化管理,也就是说把听上去、看起来“粗糙”的地摊、集市等自组织城市形态一刀切地排除在外。而真正的精细化管理,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和城市区域,制定不同的管理策略和实施细则,在保证城市秩序性的大框架下,同时兼容城市的复杂性与生动性。

湖北孝感市,市民在规划好的街道有序摆摊。(人民视觉)

多维:我们现在常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到城市治理,也需要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3月10日,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治理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距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多远?城市管理者应该从疫情中反思什么?有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过头、过度了,对此你怎么看?

周榕:具体有多远还不好说,毕竟城市发展不是只有一种模板。不过现代城市的本质,还是大规模多元人群高密度聚集、生活在一起。在二十世纪前,没有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城市,现在一座城市动辄一千万、两千万,甚至是三千万人口,面对这么庞大的体量,这么多元的人群,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确实挺难的。就像我前面讲的,如何做到灵活性处理问题,同时又不失原则性,的确是很大的考验。至于你说的突出问题,我认为政府对于城市的一个基本认知观念需要进化,即城市不是属于少数精英的,不是为了满足少数精英的政治理念、审美趣味而存在的,城市应该是全体人的城市。在城市中如何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找不到最大公约数,是不是可以允许城市不是统一于一张匀质画面?是不是可以允许城市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存在?对于城市治理来说,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能够做到包容、同情和释放最大程度的善意,这个价值态度极为重要。因为绝大多数城市人是没有退路的,他们不像以前进城的农民工一样大不了回农村。对于当下的城市人来说,农村是回不去了,城市是最后的栖居地,如果一座城市的管理没有足够的善意,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是很难获得幸福感——每一个城市人能够切身体会到的、而非被灌输、解释出来的那种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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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59期(2020年07月刊)对话栏目 原标题《对话清华大学周榕: “地摊经济”争论背后 乌托邦化的中国城市治理》。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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