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对话清华大学周榕:从“低端人口”到“附近的消失”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从“清理低端”人口,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有关城市治理所引发的争议,尤其是在北京这座担负首都功能的大城市尤为引人注目。那么一座城市应该与生活在其中的人建立起怎样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促进城市的繁荣?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了什么?在不断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又付出了什么代价?虽然有关地摊经济的争论在喧嚣一阵后渐次平息,但由此而起的关于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积弊,以及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仍有着继续探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面对中国超速的城市化浪潮,周榕一直致力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重视角,梳理、解剖其背后隐藏的思想资源、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他反对宏大、超验、完美、非时间性的乌托邦城市模型,提倡自下而上、复杂拼贴、差异多样的包容性和生长性城市组织模式。周榕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再城市化”进程的批判性展望》、《破译北京——一个乌托邦城市的前生今世》等。此为第二篇。

多维:说到城市是否有足够善意的问题,便很容易联想到北京2017年发生的清理“低端人口”的风波,这件事情确实刺痛了不少北漂。即便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很难理解这种清理背后的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很难想像这样粗暴的清理会发生在北京。

周榕:谈这个问题要尽可能避免敏感的话语陷阱,即所谓“低端人口”。其实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大张旗鼓说要清理“低端人口”,却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通行称谓。在一个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或者倒T字形结构里,所谓的“低端人口”是对整个社会正常运行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如果把这个托底的基座清理掉,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失稳,而社会失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必然会传导到上位的各个社会阶层。实际上,2017年底清理“低端人口”过后,给北京各个企业、各个组织内部造成巨大冲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用工成本变得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些所谓“低端人口”尽管做的不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但起到生态连接和组织润滑的重要作用,隐性保证了企业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能高效率地运行。比如说设计公司里,大量晒图、复印、装订等零碎的低技能工作,雇几个月薪三千块的员工就能搞定,但当这些“低端人口”被城市清理掉之后,企业被迫让月薪一万五的高技术人员兼做这些工作,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用工成本。

此外,所谓“低端人口”,不是说清理后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座城市完全没有“低端人口”,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城市瞬间就会变成一座没有流动和活力的城市。如果用动态的眼光看,这些所谓“低端人口”,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北漂等,虽然他们目前可能没有多少资产或不动产,但没准再过若干年他们就会成为对城市有巨大贡献的“高端人口”。只要保持开放的“上升通道”,城市就能从庞大的“低端人口”中不断萃取和补给“新鲜血液”。我觉得一座城市的新鲜血液,很难在所谓的“高端人口”中充足地自行制造出来。大量源源不断从底部向上流动输送的“低端人口”,恰恰构成了城市的“人口生态红利”。清理“低端人口”,意味着断绝了城市社会机体自我更新的健康机制。好比一棵树,你把它的根都斩断了,上面的树冠枝叶再好看也活不下去,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当不计其数的北漂被驱离之后,大部分北京人的真实感受是生活突然变得不便,城市活力瞬间一落千丈,这是一座城市遭遇的巨大生态灾难。

多维:南京大学胡大平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从空间进化转向空间变异:警惕当代中国城市的“底特律化”》近日再次引发关注。胡大平以南京的城市治理为范例分析指出,我们有必要警惕城市空间的“异化”,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试图通过城市经营猎取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现有的经营套路,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类似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废都”厄运。从空间形态看,当代城市发展脱离了进化模式而呈现为变异模式。变异,它可能让人类打开新境界的道路,也可能把人类置于混乱、无序、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之中。因此,变异构成今天有关城市活力讨论的中心问题。你怎么看这里提到的“废都”现象和城市活力的问题?

周榕:你提到的这篇文章我没看过,如果贸然评论会比较危险。我所说的活力,更多还是指向城市活力产生的机制。对于个人来讲,其实就是取决于人在这座城市里有没有一种奔头,有没有一种不断折腾的劲头。因为在所谓“高端人口”中,这种活力总体上是在消退。虽然“低端人口”对一座城市的GDP贡献或许不足挂齿,但他们对城市的活力贡献,占比是巨大的,这是无法用金钱、数字来衡量的。人是一座城市最宝贵的财富,只要有人,城市就有希望。有足够多的人,才可能有足够多样的人,城市的生态活力才能自行繁衍兴盛起来。

一个城市有不同的侧面,所谓的“低端人口”恰恰是托起整个城市的底座。这个群体一旦被驱赶,那么城市的活力也将消失。(VCG)

多维:除了城市活力的丧失,很多人也在讨论一个概念,那就是“附近的消失”。在城市化之前,中国基于原来的乡土格局和传统文化,是一个熟人社会,但随着越来越快速的城镇化,慢慢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再加上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更加剧了这种形态。所以,附近的消失,让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使乡土格局的消失,这是不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周榕:你是说项飙老师讲的“附近的消失”?

多维:对。

周榕:附近的消失,还不仅是指熟人社会的消亡。就说中国,比如北京,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座城市熟人社会的根基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为商品经济必然加速城市内部的资源流动和社会流动,而以前的熟人社会是固态的、不流动的,社会阶层也相对固化,社会结构固化为空间结构——生在一条胡同里,死也死在这条胡同里。改革开放后 ,社会进入巨大转型期,原有的空间结构连带着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一拆迁,原来的邻居都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原来习惯去的街头小店也都消失了,所有熟悉的东西都改头换面了,整个城市都在变得陌生,不光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整个城市日新月异,所有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在陌生化,物和人都没有了名字。没有名字,就不太可能亲近,就有了距离感。因此与其说是“附近的消失”,还不如说是“名字的消失”、“身属感的消失”。

按照我的理解,最近这些年来,“附近的消失”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互联网社会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空间”的感知——人们不再以空间“远近”来判断信息对于自己的重要性。网络让“远方”变得栩栩如生、触手可及。网上信息所塑造的“远方”,其吸引力大大超过身边具体可感的空间事物给你的吸引力。所以慢慢地,大家变得更关注“远方”的事物,而忽略了身边和附近的事物。比如说,当美国发生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时,很多中国人不再关心附近的疫情,反而更愿意去关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但很少有人会去想,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那些游行和暴动,跟“我”和“我的处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当抱着手机的人们普遍把注意力投射到远方的事物上时,你确实会发现,“附近”是消失的。

多维:最后还是想回到疫情上。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确实考验了一切,也检验了一切。而最先爆发疫情的湖北武汉,也是中国一座超大城市。以这次疫情作为一个反思的契机,具体到城市治理上,有哪些启发?

周榕:我觉得我们的城市系统在治理维度和管理工具上还是过于单一,实际上只能勉力维持城市的“低限平衡”。不少城市,只是看起来像一座现代化城市,但内部管理和运行还未充分现代化。比如社区自治能力偏弱,正常情况下依靠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垂直管理是有效的,但是一旦碰到疫情这样的突发情况,只靠居委会去解决一个社区成千上万人的食品、水、药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会变得捉襟见肘,特别被动。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自发的临时性社区组织,比如小区业主通过微信群,自己商量团购买菜、联系医院等事宜,有效地补充了居委会的职能不足,这就是社区自治组织的雏形。对中国的城市治理来说,应该有意识地引导社区自治变得常态化、多样化、协同化,这对于城市应对突发情况意义重大。

疫情对于我们的第二个启发是,对城市问题有时候不需要太快做判断。比如两年前自上而下号召拆除小区围墙,全面打造城市的开放社区,现在看来应该庆幸这一号召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因为一旦小区变得开放了,没有围墙了,整个“封城”行动将成为空谈,因为没有空间手段去严格管理。你看美国、欧洲的那些城市,即使政府想封城,也没有物质空间手段能够保障,因为住户出口都是直接对着街道,怎么管?总不能把所有街道都封闭,成本太高了。中国式的封闭小区,管理起来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对疫情防控特别有效。这就是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必须从更长的周期积累经验教训,而不能拍脑袋决策。

【推荐阅读】

本文转自《多维CN》059期(2020年07月刊)对话栏目 原标题《对话清华大学周榕: “地摊经济”争论背后 乌托邦化的中国城市治理》。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请留意第59期《多维CN》、第56期《多维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您亦可按此 【订阅】多维月刊ipad版,阅读更多深度报道。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