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脱贫先举债 独山县是如何烧掉400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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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扶贫攻坚工作最后半年,曾经的贫困县——独山县——再次引发舆论争议。北京时间7月12日晚,中国媒体观视频工作室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布了纪录片《亲眼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周年特辑(上)》,将贵州黔南州独山县公共财政负债400亿元人民币事件再次带入公众视野。视频中主持人质疑,只有一个街道和8个乡镇的独山县,却借了400亿债务打造景观,平均每个乡级行政单位负债4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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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10.08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 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400亿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而2020年3月3日,独山县才刚刚退出贫困县序列。

对此,7月14日独山县政府在政府官网上发布《独山县切实推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问题整改》一文作出回应,表示2019年以来独山县新一任领导班子正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整顿改进,“独山县坚持问题导向,深刻反思,认真梳理,加强源头管理, 严格按照‘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个方案、一套机制’,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

不断引发舆论海啸的贫困县

这不是独山县的第一次舆论争议,早在2014年独山县政府在中国国家级森林公园——紫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建108洞高尔夫球场就引发舆情负面反应,尤其是2004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显然,该森林公园的高尔夫球场属于违规操作。

当时的中共党媒人民网曾发文《贵州独山县建108洞高尔夫球场 国家级森林公园生态遭破坏》予以批评。随后2015年8月,时任黔南州副州长和独山县委书记的潘志立被免去黔南州副州长职务;时任独山县长梁嘉庚也受到中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除此之外,2018年、2019年独山县也曾多次出现政府融资产品违约现象。为了融资,彼时的独山县成立了多家融资平台,当时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而后中国媒体接连爆出以上多家融资机构违约新闻,在当时引发社会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1月报道,贵州独山喀斯特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金交所产品出现违约情况,另外该县还有其他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私募基金、融资租赁、定向融资计划等多笔融资产品面临违约。

《红周刊》2019年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独山县展期的资管产品金额约为10亿元,至少涉及9只定融、私募、资管计划和信托。当地政府、卷入其中的机构均对后续兑付方案讳莫如深。另外,央视(CCTV)《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独山县下司镇“古韵布依·水上下司”项目融资多处违规、欠下大笔债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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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贫困县,独山县多次以负面新闻登上中国媒体版面,而此次以“400亿”的字眼再度引发舆论海啸,正如分析人士所述,这是以往独山县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效应的集中爆发。

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

独山县的400亿元窟窿,与前文所述独山前县委书记潘志立有密切相关,可以说这400亿元债务是潘志立一手主导的。

潘志立出生于1964年9月,江苏省海安县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江苏省海安县仇湖镇、张垛乡、新生乡、海安镇、城东镇等地任职,2010年7月,作为优秀官员跨省调赴贵州黔南州独山县,任县委书记。2018年12月,潘志立被免去独山县委书记职务。2019年3月19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潘志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贵州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8月1日,贵州省纪检委网站消息显示,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根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在2019年3月的通报,潘志立领导下的独山县政府大搞政绩工程,造成大量耕地和基本农田被违法违规占用。本文开篇所述的纪录片中,拍摄者就实地走访了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的一些标志性景观,包括号称拥有顶级硬件设施的独山县古风博物院、预估造价3,000万的独山钟楼,及造价花费2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不仅如此,独山县的形象工程还包括,上文所述的108洞高尔夫球场、规划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的独山大学城、投资高达22.27亿元的独山县毋敛古国核心区等。

而这样的工程量是建立在常住人口仅34.85万、辖区内有5个贫困乡、74个贫困村和59,500位贫困人口的小县城,不仅如此,独山县地处中国中西部,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底子薄弱,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必备发展条件。而正因如此,也开启了彼时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的借债求发展之路。

面对独山县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上任之初的潘志立就借鉴了他在江苏省海安县的经历(海安县正是通过大规模举债,上马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招商引资,到2010年成为江苏沿海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的开发区),发起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追求“大建设、大发展、大跨越”,大规模招商引资。

根据独山县政府公布的统计公报,县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从2012年的3.83亿元缓慢上升至2018年的9.47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却从28.63亿元飚升至103.5亿元。2012年至2018年这七年间,财政总收入51亿,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45亿。加上未公布数字的2011年,独山县的400亿债务便有据可查了。

无法照搬的“举债”模式

为发展经济大规模融资,潘志立不是首例。云南现任省长、武汉前市委书记阮成发也是此类代表,但阮成发却有着跟潘志立截然相反的仕途。

阮成发出生于1957年10月,湖北武汉人,1975年9月参加工作,一路从工人做到武汉市委书记。在2011年2月到2016年12月担任武汉市委书记的6年时间里,阮成发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据报道,阮成发上任伊始,武汉加大了城市建设力度,8条地铁线同时施工,2013年全武汉市在建工地超过一万个。阮成发也因此获得了“满城挖”的外号。在他担任武汉市长的2009年,武汉有5,5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全年城建投资资金超过500亿元,平均一天1.4亿元。

随后他先后推出了“治庸风暴”、“城管革命”、“电视问政”、“工业倍增计划”等一系列举措,并喊出了“复兴大武汉”“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响亮口号,系列措施帮助武汉弯道超车,使得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中国所有城市排名中,从2007年的第16位跃居到2016年(2007年至2016年是阮成发在武汉担任要职的时间段)的第8名。阮成发也因此在2017年调任云南,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省长。

为何同为招商引资,潘志立和阮成发会有不同的从政际遇呢? 在贵州省纪委监委对潘志立的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大搞政绩工程外,潘志立还违反组织纪律不执行中共高层决策导致大量耕地被破坏、盲目举债增加当地债务负担、以及最关键的贪腐问题。总结下来就是,阮成发的“举债”的推动了武汉的发展,而潘志立的“举债”不仅没有帮助当地脱贫,还加大了当地的财政负担。

与潘志立主政下的独山县不同,彼时阮成发举债发展的武汉人口密集、交通便利,自古有“九州通衢”的说法,物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等,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前提下,武汉的各种资源便会加快运转,进而带动城市的发展。而如前文所述,独山县没有这样的先天条件,大规模举债只会增加当地政府负担,并不能激活当地发展潜力,因而造成了独山县当下的400亿困局。

更何况潘还有让中共深恶痛绝的贪腐问题,贵州省安顺市检察院对潘志立的指控中写道,潘利用担任贵州省独山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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