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物陷入空前危机 熬过千年岁月如何熬过洪涝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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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长江近期因连续强降水的防汛危机迄今尚未解除,不少地区都出现超历史洪水,鄱阳湖处于超警戒水位,水域也涨至近十年来最大面积。截至7月14日为止,江西省已有642.4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583.9千公顷,鄱阳湖区及其它圩堤汛情超警长度达2491公里,其余各省也有程度不等的灾情,中国大陆官方为此投入大量人力抢险防汛。

始建于明代的安徽黄山市镇海桥,已遭到洪水冲毁。(新华社)

鄱阳湖做为全中国最大淡水湖,负有调蓄长江洪水的重要功能,同时江西又是长江流域暴雨中心之一,地貌起伏也大,因此江西始终是防汛的重点区域,而鄱阳湖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不过一般人可能不知,鄱阳湖在古代其实是片河网纵横的富饶平原,因此早在西汉初年,便在当今鄱阳湖中的四望山区域设置鄡阳县(鄡,音敲,该县城遗址在鄱阳湖枯水期时会显露),邻近还另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而海昏县便是著名的汉废帝刘贺被废去帝位后的封邑。

到了新莽时代,鄡枭阳又被更名为豫章。尔后自三国六朝以迄隋唐,鄱阳湖区域的郡县不停增置,显示开发力度的加强与人口增长。不过由于地质运动,以及时气候变暖的缘故,长江径流量变大,主泓道又南移湖口一带(今江西九江市湖口县),加上曾经能调蓄洪水的云梦古大泽和彭蠡古泽逐渐消失,导致长江流水既分洪至洞庭湖,又灌至彭蠡新泽,使之向南扩展,鄡阳平原慢慢被淹没,最后终在唐代形成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水域一度广至6千平方公里。到了宋代,“鄱阳湖”之名才首度出现在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里。

尽管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以为该湖“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误以为鄱阳湖等同彭蠡古泽以及估错命名时间,但其实鄱阳湖之称在宋朝才渐渐固定下来。南宋《舆地纪胜》还专有鄱阳湖的条目,形容“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尔后随着日月推移,鄱阳湖的名号愈为中国人所民熟悉,彭蠡泽的旧名与位置演变反而不太为人所知。

紫禁城具备完善的排水功能故罕有雨潦成灾的情事,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也起到调蓄排洪的作用。(多维新闻网)

尽管鄱阳湖的形成淹没不少人类曾栖居的城镇,但广袤的湖面与肥腴沙土,仍不断吸引百姓前往渔捞垦荒,经济活动因而日渐发达。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垦田而修堤围田,令本该调节水量的鄱阳湖水位被抬高、容积减少,反而增加大洪水的爆发机率。接着又陷入修堤围田─刺激洪水─固堤围田的恶性循环。根据《江西省水利志》的统计,原本在东晋至北宋间,鄱阳湖区有记载的水灾年份仅有23次;但两宋年间,水灾年陡升为67次,约4.64年就发生一次水灾。而南宋至元末不到百年的时光,水灾频率增为3.23年一次;明朝则有167次水灾年,频率约1.67年一次;清朝水灾年更暴增为227次。

这种频繁的洪涝水患,让江西虽富产粮米鱼虾,以及提供中央王朝充裕的渔课粮税,但百姓也不时因惨重灾情沦为灾民。譬如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南昌府所居地方今岁春夏霪雨连绵,民乡早稻尽将淹没,至秋又值亢阳,复布晚禾尽行枯稿,灾民毫无所望,惟朝夕在河港取鱼,苟延性命”,稻田被淹没、颗粒无收的灾民只能在江水里捕鱼续命,十分悲惨。

还有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荃(1824─1890年)也曾于光绪十年(1884年),奏报江苏、安徽与江西“雨泽过多,水势盛涨,圩田堤岸,多有被淹”,尤其是江西境内“芜湖、铜陵、德安、彭泽、鄱阳等县,被水较重”,位处长江下游的南京瓜洲更是岌岌可危,汹涌江潮非但威胁数万民田的堤防,连“火药局及瓜洲镇游击衙门,亦均逼近”。对此,曾国荃除了“饬令督率弁兵,严加防范,遇有险工,立即抢救”、还有“准各州县动用仓谷,量为抚恤,核实散放,毋遗毋滥”之外,也只能“率文武设坛,虔诚祈祷”,凸显现代科学与技术不足的清朝,在危殆之际也只能仰赖鬼神的无奈。

民国时期,由于连年内战,中央权威长期不振,再加上日本侵华,造成各地水旱灾情比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西更是如此。虽然中共建政后,立刻投入鄱阳湖的整治,防洪技术与机制远迈前代。但矛盾的是,随着多次大规模围垦运动,江西洪涝的强度与损失反而更大。鄱阳湖面积原本在1953年尚有5,050平方公里,1976年只剩约3,754平方公里,缩小幅度超过四分之一,整个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也急遽缩减,狂热的围湖造田也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增。这导致湖泊原有的蓄泄功能被打击,特大水灾因而屡屡发生。

学者姜红仁与吴赘指出:“1990 年代鄱阳湖处于洪涝灾害高发期,洪水水位超过了历史记录,但洪水流量,包括1998 年特大洪水在内,均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说明了这种人类开发愈盛愈逼使洪灾恶化的怪圈。两位学者因此警告“在未来,鄱阳湖很可能发生比1998 年更大的洪水,其防洪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结果一语成谶,鄱阳湖水位于今年7月12日漫过1998年历史极值,令不少中国人民担忧昔年的灾情是否即将重演。

所幸在1998年洪水之后,中国政府痛定思痛,实施“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的政策,鄱阳湖区起码有单退(迁徙居民但不退耕)圩堤240座、双退(居民与圩田均迁退)177座;2009年国务院更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将38个县市区、合计约5.1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纳入生态经济区,要求区域内的生态与经济发展得相协调,使洪涝受灾损失逐年下降。鄱阳湖蓄泄洪水的功能也日渐恢复,令江西省政府得以在日前启动183座单退圩堤分洪蓄水,有效减轻下游压力。加上如今筑堤技术进步,又有无人机、雷达流速仪等新颖的智能科际投入防灾,令1998年官兵手拉手围堵决口的尴尬悲壮不致重演。何况近年中共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故只要能有效管控好开发程度,相信未来长江洪涝不会再是沿岸人民的重大生存威胁,自然与人类能和谐共存的愿景,也将成为彰显中国大陆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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