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摊经济一席之地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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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不久,围绕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的发展地摊经济,中国各大媒体和城市展开激烈争议。有的支持地摊经济,而有的公开反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更是提出大城市不适合发展地摊经济。一是认为,地摊经济比较低端,与城市高大上的定位不符。二是,地摊经济容易造成脏乱差,破坏城市秩序和环境。

前段时间,北京、广州等市发布信息,重申“地摊经济”不适合大城市。(Reuters)

北京、广州等地的做法引起很多人的质疑。如果管理者仅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那么可能带来脏乱差问题的地摊经济,确实是一个麻烦。只是,现代城市治理不能仅仅追求方便管理,而是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本着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初心,实现精细化管理。如果政府能够施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为小商贩提供合适的场地,对其进行适当的管理,脏乱差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正如国际大城市巴黎和纽约的集市,正是路边小摊聚集而成,却也成为独具文化特色的景观。

问题就在于,城市管理者是否愿意或有无能力进行精细化管理、人性化管理。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中,中共决策层提出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依法治理、精细治理、人性化治理。北京、深圳、广州等地官媒和中国央视甚至都不尝试进行规范和引导,就如此迫不及待地反对地摊经济,实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背道而驰。

应该看到,过去多年,不少城市为了方便管理,一味追求整洁有序,强行压制地摊经济,造成城管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矛盾不断,甚至发生多起命案,如崔英杰案、夏俊峰案,造成非常负面的社会影响,损害中国改革发展所积累的国际形象。2017年冬季,北京市因辖地内发生多起棚户区和群租房内的火灾,开始大规模向外强制迁移低端人口——从事低端产业、聚集在棚户区和群租房内的劳动人口,其中许多就属于小摊贩,结果造成不少民众在未收到任何补偿、未有居住之所的情形下露宿冬日冰冷的街头,舆论影响极为恶劣。这样的情形绝不能再上演。

从人格尊严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大城市也不应简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某一种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路边小商贩小店铺。一个追求公平的社会,应该允许任何人和群体依法的经济活动,更何况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和一线城市,更不应当赤裸裸的歧视和排斥“地摊经济”,将其斥为低端产业,以其不配大城市的高端形象为由,将其贬低、污名化。

毋庸赘言,大城市当然应该注重高质量发展,扶持有竞争力的高大上产业,但任何城市都绝不可能只有高大上产业,那些市井的、低端的、烟火味的经济,同样是城市经济的基础组成部分,是撑起城市经济发展的民生底层,和广大老百姓的收入与日常生活幸福感息息相关。

2020年6月2日,南京市民在丹凤街夜市的摊位上选购商品,成为夜幕下一道亮丽风景线。(人民视觉)

从事地摊经济的小商小贩,尽管没有高科技产业那么高端,却并不等于他们就是所谓的“低端劳动力”,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支撑起大城市正常运转的螺丝钉和润滑剂,是值得每个人去尊重、去理解的普通劳动者。一个城市公然向成千上万的从事小商贩的劳动者宣传“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要的是高端产业”,试问管理者是否考虑过他们的尊严,是否考虑过全国全世界亿万聆听者对你的观感?

进一步讲,当前讨论的地摊经济其实并不是一种长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而是一种社会民生概念,它只是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空前冲击下,用来帮助底层人民渡过危机的救济措施。李克强提出地摊经济的重点也在于社会民生和就业,而不是要求地摊经济成为哪个城市的主导模式。

在整个国家经济陷入空前困境、民众就业困难、6亿民众月均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现实民生问题面前,接近平民、人人可参与的地摊经济,是一种有着立竿见影效果的利民之举。譬如,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从3月份开始,按照一定的管理规范,共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在短时间之内有了10万人就业,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可和欢迎。

总之,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让不同阶层的人各得其所。在合乎规范的前提下给小摊经济以空间,既是疫情冲击下的理性选择,更是以人为本的庶民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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