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中国迫切需要“接着讲马克思” 而不是“照着讲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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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这个世界最大党而言,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满百年。一百年前,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十三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两名第三国际代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被迫中止后,转往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员构成已超过九千万,成为世界最大党,而其所带领的中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作为理论型政党,在一百周年之际,中共将如何直面当前面临的理论危机,备受关注的“习近平思想”会否最终冠名,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此为访谈第二篇。

中国讲究道统,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视觉中国)

多维: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过去几年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也提到,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重视。你曾发文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极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是合理的,然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统意识形态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这里说的“不良后果”,具体是什么?

柯华庆:习近平对当前中国的理论界是非常不满意的,也是非常失望的,只不过他表达得比较委婉。至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是事实。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现实感和学理性都是非常深厚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人类的未来。

马克思的理论里面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位置,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最开始叫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像旋转门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长期存在提出了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问题,但马克思那里没有现成的理论给予我们指导。我认为中国理论界不能只是读书、读古书、读洋书、读马

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必须要读“现实”这本大书。

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要立得住,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思想的进一步提炼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新华社)

多维:理论联系实际。

柯华庆:对,理论最终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我们要解决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汲取智慧,但言必称马克思是懒人和蠢人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必须建构起来,这个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学者身上,中国学者需要“接着讲马克思”,而不是“照着讲马克思”。

多维:虽然马克思对社会建设的论述很少,但目前仍是中共主流意识形态,该怎么理解这种错位?

柯华庆: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可能扔掉,扔掉了就没有正当性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底与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契合度,我相信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正统的说法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很讲究道统的,我们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一旦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动摇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样,立马就垮了,因为思想观念的转变导致正当性的消解,可能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多维:你在《试论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并就此举例,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天渊之别,否则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这种总结会否过于偏颇?因为中共历来讲究对立统一,如果这些是“矛盾”的,那该如何构建理论体系?

柯华庆:我是从对立方面讲的,偏颇是自然的,但为什么要这么讲?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是我十多年来与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的切实感受。我去年下半年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统一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有必要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选择一些能够前后统一的文献,根据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进行重新编纂,进行统一性解释,就像朱熹当年所做的理学建构。现在文献太多了,如果不从整体理解,很容易发现不少矛盾的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矛盾性,借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多而杂,杂而乱”。要解决“杂”和“乱”的问题,就必须从基础的文献梳理和精简开始做起,将能够用来指导中国实际问题的“精华”提炼出来。

本文转自《多维CN》060期(2020年08月刊)封面故事栏目 原标题《中国迫切需要“接着讲马克思” 而不是“照着讲马克思”》。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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