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中国自由派究竟该如何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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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法学教授许章润不久前曾被警察从北京家中带走,六天后获释。网络上传出许章润是因为“嫖娼”被抓,尽管他的一些朋友对国际媒体表示这是“无耻的谣言”,但在警方通报的一起组织卖淫案中,涉案人包括“许XX”。由于中国大陆官媒没有任何报导,许章润被捕的理由并不能完全确认。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所供职的清华大学已将他开除。

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许章润的遭遇是中共对于异见人士的又一次“定点清除”。许章润近几年来多次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对中共、中国政府,乃至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都有不少批评。许章润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提出直接而坦率的批评意见是自己爱国的一种方式,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妥,也不会在意被批评一方是否难以接受。在7月19日写给清华大学校友的公开信中,许章润更表示“吾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

这种固执终究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麻烦。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爱国”问题上共同面对的困境。他们中大部分人发出的批评声音只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的坚持,至少谈不上恶意,但既不被网络舆论所认同,反被骂成“汉奸”、“卖国贼”,亦不被官方所接受,甚至不被忍受。

自由主义者对于大众的爱国情绪,尤其是对民族国家在爱国情绪基础上构建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天然就抱有警惕与反感。崇尚自由意志,强调个人基本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捍卫程序正义,这是自由派骨子里的基因。而爱国主义必须以一个特定、具体的民族(国族)为对象,显得偏狭而封闭;何况“爱国”这种情绪并不是思考之后的结果,只是因为国家是“我的”,便足以让人产生爱国心,终究欠缺一些理性。自由主义者当然可以同时是爱国者,但站在理性审视的角度,盲目而又天然“偏袒”自己国家的爱国情绪,特别是爱国主义“在必要时可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与权利”的论述,让自由主义者难有认同感。

在中国今天的舆论环境中,无论是“小粉红”们秉持的“偏爱才是真爱,死忠才算忠诚”的爱国理念,还是“毛左”动辄用“卖国”乱扣帽子的行为,更被推崇理性、中立、客观的自由派所不齿,认为太“低端”。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共官方宣传中,“爱国”就意味着“爱党”。这样的论述正是自由派在“破题”阶段就集中批判的对象,即“爱国不等于爱政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到,爱国主义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这样的“高度统一”不仅让自由派难以加入“爱国”的公开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与中国官方屡屡出现不和谐音符的根源之一。

此外,即便按照自由主义的标准将“爱国”的对象界定为民族或者国族,也难以解除自由派的警觉。民族与国族往往是被“建构”而来的想象共同体,建构的过程通常是由某个掌握权力的群体来完成。这就导致民族(国族)想象通常躲不开沙文主义,往往不是对境内的弱势族群忽视、歧视与排斥,就是对境外的其他国家猜忌甚至抱有敌意,表现为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2012年因为钓鱼岛主权争议在中国大陆引发的反日游行,最终演变为砸日产车,甚至砸向开日产车的同胞;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用“美国优先”来包装自己爱国,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价值观同样正面临严峻挑战。(Reuters)

当然,这些极端行为被全世界大多数当权者视为问题,但不可否认,民族国家普遍非常重视爱国主义的培育与灌输,爱国主义也经常被自由派看成是国家所发动、操纵的一种群体性狂热,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爱国主义似乎注定是一种“官方民族主义”的平民版。而无论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是自由主义极力想要切割的对象。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爱国困境”,确实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关,但更需要反思自身的原因。从理性角度考察“爱国”,固然会发现种种潜在的风险,但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在《道德部落》中提出“爱国”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反应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爱国”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对于故土和从祖先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献身。人类大脑对事物做出的情感反应和判断,在时间上先于理性,在效果上远大于理性。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国只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朴素的情感反应与表达,任何国家的国民皆如此,没有什么高深之处。知识分子以“智性”工作为己任,如果一定要将逻辑推理看作“高端”,将情感属性的爱国看作“低端”,无异于陷入另一种桎梏,并断绝了同非自由主义爱国者对话的可能。自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非常强势的政治论述,如果自由派在这种语境中难以有效响应主流排他性和独断性很强的爱国论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吸引力自然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派如今在中国被边缘化甚至缺席,绝非简单的一句“政治打压”所能解释。

另一方面,自由派大多认为提出批评意见是爱国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真的提出中肯的批评,当然值得肯定,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但是,如果在“批评是一种爱国方式”的庇护下,表达的内容是走向另一种极端,比如一些自由派但凡谈起“宪政”,就会提到推翻现有政体云云,就是犯了教条和自负的老毛病。他们只看到中国的阴暗面,否认现实中的积极因素,也不愿意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改变与取得的成绩,将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于政府和体制,总以为依靠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忘记了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约束条件。因此,“批评就是爱国”不应成为自由派掩盖自身问题的遮羞布,也不是放弃自我反思的麻醉剂。

反过来说,中共也需要明白,经过激烈而快速的现代化,中国已经多元而且分化,人们的认知、利益、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已各不相同,爱国本身同样具有多样的形态。不同的爱国主义,乃是不同立场的人对于国家的理想前景的多种想象。处于“爱国困境”中的自由主义者,不应该被官方一刀切地打入对立面,当作“敌人”来对待。

在一些学者看来,“爱国这种感情需要自由主义提供伦理的节制”,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陷入全面对立的背景下,自由主义可以给中国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泼泼冷水,有助于中国民众保持清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也应该多理解自由派的爱国方式,给予他们适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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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60期(2020年08月刊)中国栏目,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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