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张玉环创27年冤狱纪录 中共专政机器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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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4日,江西高院再审宣判,以证据不足撤销对张玉环的死缓判决。1993年时年26岁的江西村民张玉环被指控勒死两名同村幼童,随后几经申诉终被驳回,失去自由长达27年(实际9,778天),创造了中国内地蒙冤入狱时间的最长纪录。

在过去长达27年的时间里,张玉环妻离子散,自己和家人不断申诉,其本人声称寄出去上千封申诉状等。对于审判机关认定为证据的两份认罪口供,张玉环曾辩称,那都是在警方刑讯逼供和以家人安全相要挟下做出的,但最终并未被采纳。在2002年的一份申诉信中,张玉环呼吁,“恳请最高检察官们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不要把我当一个替死鬼终身禁监,这是不公平的……”

如今,张玉环虽已获释,但26年的伤害难以弥补。他的经历让人们再度意识到了一次错判可能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而更可怕的是,冤假错案又不仅此一例而已。近年中国已先后平反了数十起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而从官方到民间对造成这一个个恶果的政法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2015年“呼格案”嫌疑“真凶”赵志红受审 ,而蒙冤的呼格则早已被执行死刑。 (新华社)

7月初,中共中央政法委宣布启动一项为期两年的内部教育整顿。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政法系统的得力干将,从浙江政坛崛起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一次动员会上表态要坚决清除政法系内的“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这是横跨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反邪教机构甚至武装警察部队等国家专政机器的中共“刀把子”所推行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动作。

政法系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存在。对于一个履行专政、管理、服务三大职能并且实际掌握一系列国家强力部门的执政党机器来说,它在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维稳和守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无可企及。但是,也正是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重要角色,它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及至今天甚至都在扮演着极具争议的角色。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中共新领导层上台,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不再如前任罗干、周永康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预示着它即将迎来剧变……

第一步:冤假错案与周永康“余毒”

2013年2月23日下午,当时刚刚上台不久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召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题目便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彼时,习近平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事实上,在中央政法委书记“出常”释放清晰信号前后,北京通过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表明了更坚定的态度,在当时震动了整个社会。

习近平的话音未落,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公开再审宣判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案,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这一冤案因为当地警方在刑侦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法造成,直接导致二人被错误羁押长达10年之久。张氏叔侄案平反后,1996年发生的安徽省于英生杀妻案亦发生逆转,于英生在父兄申诉十余年后于2013年8月份被“宣告无罪”,而真凶武钦元随后亦浮出水面,供述强奸杀害于英生妻子韩某的经过,最终被处以死刑。

随后的数年间,一些影响重大的陈年冤案被相继“平反”,这包括2014年12月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案,只是当时呼格吉勒图早已在1996年“伏法”;2015年7月份,安徽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5人1996年杀害17岁少女案,5人最终以警方刑讯逼供被判无罪;同年12月份,2002年发生的钱仁凤投毒案(又称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被证实为一起冤案,钱仁凤狱中申诉13年终获无罪释放;2016年2月,海南杀人放火案(1992年12月25日发生)陈满蒙冤10余年获得“平反”;2016年12月,与呼格吉勒图强奸案极为相似的河北聂树斌案最终也获得平反,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审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可惜聂树斌本人已无法等到这一天到来;2018年4月20日,吉林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1990年吉林省东辽县刘忠林杀人案原审被告、服刑25年的刘忠林无罪,这打破了中国公开报道中蒙冤者被羁押时间最长(9,218天)的最高纪录(注:至发稿时,江西“杀童案”被错判的张玉环蒙冤失去自由长达9,778天,已打破该纪录),彼时刘忠林据称已双手十指指甲坏死变形,右脚趾因坏死截肢……

2019年2月份,中国最高法发布《中国法院司法改革白皮书》,披露2013 年以来,各级法院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 46 起,涉及 94 人;2014 年至 2018 年,各级人民法院共依法宣告 4,868 名被告人无罪,依法保障无罪者不受追究。

2016年时任中国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称,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而“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平反冤假错案必然成为一场激荡公检法这些要害机关的敲门砖或者前奏。就像很多冤案背后相当程度上普遍存在警方刑讯逼供那样,它也促使人们去反思中共政法系统究竟为何引起诸多社会不满。

2014年7月29日,中纪委突然发布消息,宣布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一石激起千层浪,外界意识到作为前任“政法王”,政法系统内的一场整顿将不可避免。其实,作为周永康的重要势力范围,政法系统内部在其落马前后已先后有多人落马。中共反腐风暴席卷政法系,包括位高权重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曾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等相继落马。这其中暴露了周永康时代政法系如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等那样直接插手干预聂树斌案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也暴露公安系“坐大”、公检法配合而非制约的体制性乱象。2015年年初,孟建柱曾在当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响”,这既有人,也有“事”。

可以说,习近平上台之初便已经对当时的中共政法改革有所谋划,于是从民众最有怨言的司法不公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和肃清周永康在政法领域的影响入手,拉开了政法改革的序幕。当然,中共也在尝试制度革新,其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将继承自苏联施行数十年的劳教制度送入历史的垃圾堆。

第二步:从“司法”到“政法”

平反冤假错案和肃清周永康影响(主要是人事组织方面)实际上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后基本告一段落。但是,这并不是中共政法改革的结束。

2014年1月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彼时习近平出席并在一篇长篇讲话中警吿“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痛斥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吿吃被吿”。

可以说,彼时北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回应社会关切动刀司法改革。2013年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改方案,其中法治建设要义即在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焦点仍在司法领域。同年11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其中强调,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次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首次以“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主题,不过核心内容即“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等亦无不以司法为重。

重大的转变发生在十九大。彼时,中共宣布成立高规格的议事协调架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2018年3月份,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小组升格为委员会,小组成员包括主任习近平,副主任李克强、栗战书和王沪宁,共计4名常委;下设办公室,清一色由中央政法委成员郭声琨、陈一新、唐一军组成。

由此,中共对政法的整顿由司法改革进入全面的政法改革阶段,甚至考虑到武警部队的特殊性,这次改革也保持了与2015年年底以来的军改的同步。

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政法委在中央政法委书记“出常”(2012年)、地方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2015年)之后再度遭到削弱。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相应地,自1983年以来由公安部部长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一职的模式彻底取消。这意味着失去最强劲的“牙齿”,各级政法委也将无法通过其领导的公安系统直接动用维稳暴力。此外,此次改革还宣布不再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将综治、维稳职责和反邪教部分职责交由党委政法委承担,政法权力再度被精简、限缩。

2019年1月份,中共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不仅理清了中央政法委的权责边界和“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角色,更重要的是重申“党的绝对领导”,要求中央政法委向党中央、总书记的请示报告制度。这显而易见是对周永康时代政法委尾大不掉,在中共党组织内另立“独立王国”的纠正。

第三步:两个时间表——2022年和2023年

2020年7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主任陈一新出席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宣布一个政法系统内部的两步走整顿计划,完成时间定为2022年第一季度,也即是说到中共二十大前夕。

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共政法系统人事整顿的计划。如果说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共在打一场社会对外战争的话,那么很显然这是一此挖掘政法内部“保护伞”的内战。按照北京的计划,三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于年内结束,两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2022年结束,但是,这很显然也并不是中共政法改革的终点。

2019年1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开列了一份清单,但是当时并没有公布完成时间。直到同年7月19日,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低调地四川省会成都召开了一次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消息称这次会议确定了改革时间表——2023年前确保完成全部改革任务。

据称,当时中共宣布改革任务中, 8项已经完成,28项正在推进,2项正在深入研究,其中公安部机构改革任务全面完成,司法行政机关重新组建工作全部完成,但是最难啃的政法机关职能、机构、编制,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均为完成,暗示了其中的难度。

事实上,正如外界批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共政法今天之备受争议远不仅仅是几个贪官甚至也不是一个周永康全部造成的。它是中共特有的管理模式与中共所主张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长期不应适应的结果,它需要的调适时间可能远比人们所想象的周期要更长。

本文转自《多维CN》060期(2020年8月刊)中国栏目《中共专政机器大整顿:习近平政法改革“三步走”》。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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