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引述的“黄埔精神” 为何止不住国民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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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立法院爆发收贿案后,蔡英文于2020年8月3日以“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来提点官员。不过向来打击国民党与“去中国化”不遗余力的民进党,恐怕没料到这句话出自黄埔军校的教育精神,从没成功吓阻过国军与国民党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末路,最后在国共内战里被逐出中国大陆。

蔡英文引述黄埔军校的精神格言,告诫官员应廉洁自爱。(台湾中央社)

众所皆知,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黄埔军校的建立,俱是在孙中山“联俄容共”的路线下受苏联扶持而成,故立志“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起初还能保持旺盛斗志与爱国纯志,“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对联亦成为黄埔军校的精神象征。但随着1927年北伐途中爆发的“四一二事件”(国民党称“清党”,中共称“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员与左翼份子遭捕杀或驱逐,蒋介石又招降许多习气杂乱的地方军阀以扩充实力,造成政治与军事风气急转直下,有心救国的菁英也不愿入党从军同流合污。江苏省政府委员何民魂于1928年投书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痛斥“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实可揭露国民党的腐化是多么快速。

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与军队的沉沦亦看得很清楚,渠于1929年向政治工作人员演讲时亦斥道“现在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党务和政治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党的军队,虽然还挂上革命军的名称,但从前革命的精神和属性差不多全失去了。官长的堕落,部队的精神纪律的废弛,到处发现腐败的情形”。不过蒋介石除了以个人威权与“礼义廉耻”的儒家道德来训示外,并未在反腐的制度面上有太多建树,这自然使得国民党与国军的贪腐问题日愈严重。

国民党在北伐途中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便日愈腐化,照片为进入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广州文史)

尽管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议设置军法执行总监部,各战区、军事运输司令部、兵役部等单位亦随之设立分监部,监察院与总监部亦会合组成战区军风纪巡查会不定时巡视,冀以贯彻惩戒失职顽劣的军人政客之决心。再观其法令,诸如“各级行政人员奉行军事委员会命令,作战不力者、擅离职守者、运输交通机关员工玩忽任务者,应比照军人等级,受军法之制裁”、以及《作战惩罚办法》中的“强买勒索者杀”、“调戏妇女者杀”等条文,委实不可说不严峻。然而广袤的地理空间、落后的物力、科技与治理能力、再加上蒋介石等高层的放纵,终究使得严刑峻法几成空文。

如甚受蒋介石信赖、自黄埔建军时便担任教官的刘峙(1892─1971年),在重庆担任卫戍总司令时不但私生活糜烂,手下也跟着上行下效贪渎成习。1941年因日军空袭造成重庆大隧道惨案时,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1903─?)和交通科长刘吉龙不思赶紧抢救伤员,竟把担架兵搜刮尸体窃来的财物转送至刘峙府里。事情败露后舆论一片哗然,但在刘峙的贿赂与蒋介石的宽免下,最后刘峙竟只受到撤职留任的轻微处分,甚至于1943年时被提拔为第五战区司令。

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刘峙(右),素行私德其实颇为不检,但都逃过军法严惩。左为抗战时避于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搜狐)

刘峙如此不堪,但蒋介石却因“将领中还有谁比刘更听话”的私心不断纵放。但若是非嫡系中央军的地方军人犯事,蒋介石可就毫不留情。譬如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1890─1938年),便因不遵军令擅自撤退,遭蒋介石下令逮捕枪决。尽管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1882─1961年)激赏“各守将皆事前欺骗最高当局,临事又诿罪于部属,以自保其身,军法不加,吾常谓此为抗战之危机,幸犹杀一不战而退之韩复榘,使二三等将领有所畏惧,不然恐更不堪言状矣”;副总监秦德纯(1893─1963年)也认定“枪毙韩复榘事,是法由上行,提高了士气,实为抗战胜利之主因”,但其实真正被依法惩处的军政要员并不多。且看在其他地方军人眼里,蒋介石只看亲疏派系、不分是非的做法,反而增强民众对国府与法律的不信任,更丝毫无助刷新败坏的风气。

就连何成浚本人也碰上过多起对权贵从轻判决的压力,譬如1942年军训部常务次长刘士毅(1891─1982年)与校阅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蓝腾蛟(1898─1984年)以官价低买进口洋纱,再往市场以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事发后参谋总长何应钦(1890─1987年)、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1886─1943年)等人立刻赶往军法执行总监部关说,令何成浚感叹“当今之世,派系分歧,有私见而无公论,是非不明久矣”。

到了开庭之日,担任审判长的陈调元竟还率领一众法官起立表示谦恭,连戴笠(1897─1946年)也批评此举令“会审庭之威严扫地”。但由于蒋介石不欲开罪刘士毅依托的桂系,最后竟直接下达手令,要求将刘本就不重的两年徒刑再改为缓刑两年,此事便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随着桂系白崇禧(1893─1966年)被授任国防部长,刘士毅也跟着擢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如此昏聩的赏罚,又岂能令人民心服口服呢?

因此无论蒋介石如何痛批或惊讶军政的腐化、以及僚属据实回报军队吃空饷、拉壮丁、经商贪利的恶习有多严重,但他自己毫无以身作则公正处断的魄力,不是失之过严就是过宽,对于犯罪官员背后的最大靠山孔祥熙(1880─1967年)、宋子文(1894─1971年)等人更是从不惩戒。例如孔祥熙亲信林世良以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的身分,替孔家自滇缅公路走私货物营利的弊案遭曝光后,孔祥熙遭世人骂为“杨国忠第二”,最后蒋介石竟只暗骂“庸之(孔祥熙的字)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与法律之重要,可叹之至”,接着判处林世良死刑,事后还在日记里自满地写道“林世良与许性初案,依法惩治,不为权势所乱”,显然与事实截然相反。

这种双重标准,替国民党招来无数唾骂,也种下了日后政权垮台的苗子。如此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也证明不论警语说得多动听,只要执法者不愿切实论处、只要制度面未能完善,那么人性依旧会在资本政治的结构性痼疾前堕落,蔡英文、民进党、乃至整个台湾社会,都应引以为戒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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