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虾竟冲击中国粮食安全 养愈多会愈损害农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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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克氏原螯虾)是普遍流行于中国大陆的美食,无论是蒸焖炒炸都令人食指大动,更是不少农村赖以脱贫致富的养殖产业。根据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编写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0)》,光是2019年中国的小龙虾产业总值就高达4,110亿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养殖总量达208.96万吨,养殖总面积则是1,929万亩。其中以稻田养虾占比最高,产量可达177.25万吨,养殖面积则是1,658万亩。

小龙虾在中国已蔚为一宗产值极高的产业,图为90后山东品虾师曲云潇(着红衣者)在湖北工厂里记录小龙虾的工作姿态。(长江日报)

不过这样惊人的数字,却让部分学者笑不出来。依据《新华社》主编《半月谈内部版》的报道,认为“失控的小龙虾”产业已经有危及中国粮食安全的隐患,因为本应是稻虾共生的农业模式,竟在某些地区变成“虾田种稻”、“种而不收”的失序现象,导致水稻产量遭压缩。最要紧的是,为了集中养虾收益,不少农户停止让田地水旱轮作、长期令其淹水成为鱼塘,这既浪费水资源,同时也会让水田的反硝化作用更强烈,令植物生长所需的氮更易损失。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研究员刘宏斌便警告道:“长期处于淹水状态,对土壤健康危害非常大,将严重威胁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战略”。

为何人人爱吃的小龙虾,竟造成如此严重的国家危机?稻鱼共生难道不是行之千年以上的中国传统吗?曹操(公元155─220年)遗留的《魏武四食时制》残篇里曾写道“郓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便被认为可能是野生或在水田里人工畜养鱼类的最早纪录。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里也记载“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言简意赅地道明种稻与饲鱼间的正循环。

小龙虾在中国大陆受欢迎的程度十分热烈。(中国新闻网)

除了兼收农渔之利外,鱼虾排出的含氮、磷粪便又能作为水稻肥料,增强土壤沃度;鱼虾的活动亦可卷动水面与翻搅泥沙,增加水体与泥土的溶氧度。这种种刺激,无形中可减少农药的施洒,既节省成本又避免水质污染。因此作为兼具生态农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养殖模式,连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都有所关注,并于2005年将保留古法的浙江省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可见稻鱼共生系统的可贵。此外,除了最简单的稻田与单一鱼种的养殖模式之外,学者们还在探索稻虾鱼鳖等复合模式的推广,希冀提高农田利用率与生产率,这可说是延续了中国自古以来精耕细作、提高单位产量的农业传统,对农家帮助极大。

既然稻鱼共生的益处如此之多,那么为何小龙虾反倒有害粮食安全呢?严格说起来,规范地养殖小龙虾依旧能与稻田取得互补的平衡。安徽省全椒县赤镇小龙虾经济专业合作社曾于2011至2013年间,挑选三种不同面积的水田试验稻虾搭配技术,严格控制虾沟大小、投放虾苗数量与密度,并采取大陇双行的方式栽培水稻。结果小龙虾与水稻每公顷平均增产357.15与719.85公斤,增幅各达23.09%与8.8%。还有不少学院机构,亦研究出高效的绿色养殖法。因此尽管中国各地水文土质与气候环境俱不一,但从以上事例可知,只要方法得宜,小龙虾一样能与水田共利共生,不至于冲击粮产。

那么官媒忧虑的粮产危机又是从何而来?主因有二,一是小龙虾毕竟是外来种,官方推广大规模养殖始于1980年代,因此比不上草鱼、鲫鱼等更悠久的鱼种有积累深厚的稻鱼共生传统,养殖方法不够规范,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短期资本利益的驱动使然。由于稻鱼共生系统得投入更多劳力与心力整治,因此许多农户不愿兼顾稻虾或排水烤田,只图捕收虾种的商业利益,造成前述“种而不收”或挤占稻田面积的乱象。再加上不少地方政府将小龙虾视为协助人民脱贫的优质产业,未监督养殖户是否真达到稻虾协作的指标,自然会使小龙虾的不合理滥养野蛮生长,既危害粮产又无益维护生态。

说穿了,小龙虾的不规范养殖,其实正等同于商品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历史重演,不少国家都有过如此恶例,如中南美洲与非洲栽培过多棉花、香蕉等经济作物,或是像美国与巴西曾将玉米与甘蔗转作提炼生质燃料而非粮食、结果引发粮食价格上涨等,本质是资本化的问题。尽管2019年中国稻田面积广约2,969.4万公顷,稻田养虾不过占比0.058%左右,大米产量甚至存有一定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因此不似其余国家已因商品作物危及粮食供应,故暂无严重的粮产与生态问题。

不过由于中国稻田面积年年缩减,因此小龙虾的不规范养殖乱象仍亟需整治。中国农业农村部曾于2019年下发《关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的通知》,要求各地查核稻鱼综合产地的实际养殖面积有无小于九成,借以达到“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刘宏斌也建议应尽速制订“稻田综合种养国家规划”。但在追求“实现小康社会”的执政目标、以及人民逐利的动机下,究竟要展现多大力度彻底扭转资本市场带来的扭曲,紧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从而又保障民生、又能达到近年提倡的“绿色发展”高远理想,将严峻考验着标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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