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佛又毁佛 唐廷为何对造佛像“发夹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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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大陆四川盆地西部连续出现强降雨,导致超过10万人受灾,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根据大陆媒体称,这是江淮流域近60年以来时间最长的梅雨。大雨与洪水也让位在四川岷江、大渡河与青衣江,三江交会处的乐山大佛景区受到影响,水甚至淹到乐山大佛佛脚平台。目前景区为确保旅游安全,已暂停开放民众至山下佛脚平台等游览路线。作为目前世界上高度最高的石佛像,乐山大佛与佛教在隋唐时的造像风潮有莫大关系。

日前四川连续出现强降雨,位在岷江、大渡河与青衣江,三江交会处的乐山大佛也受到影响,洪水甚至淹到乐山大佛佛脚平台。(微博@七师兄)

造佛像的由来

佛教造像的观念起自印度,不过早期的印度佛教认为,雕刻或是描绘释迦牟尼的面容都是一种亵渎佛陀的行为,所以普遍用符号,如菩提树代表“成道佛”、足迹则象征“游行佛”。直到公元1世纪至2世纪,大乘佛教在犍陀罗(Gandhara)地区(犍陀罗为印度列国时代的十六国之一,该国的核心区域包括今日巴基斯坦东北部与阿富汗东部)开始流行后,造佛像才逐渐普及。

公元1世纪至2世纪,犍陀罗地区出现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影响的佛像外型,具有写实典雅的风格,令人印象深刻。(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为何印度佛教愿意为佛陀造像呢?可以从佛经《增一阿含经》里的记载找到源头。据载,佛陀曾上“忉利天”(意译为三十三天,为佛教三界之欲界六重天之一)为母亲说法三个月,景仰佛陀的优填王因未能礼佛而病倒,为了让王康复,群臣为此造佛像。佛陀回来后见到佛像不仅没有反对,还说作佛形象有德有福,这则故事被认为是印度制作佛像的开始。

因此,当东汉明帝(28-75年)于永平十一年(68)修筑白马寺时,据《高僧传》载,已绘制中国第一幅佛像。而中国第一座佛像的建造纪录则是在东汉末年,徐州刺史陶谦(132─194年)的部将笮融利用粮道立佛寺、造佛像,以此招揽信徒。由于优填王造佛像的故事,被后世佛经不断大书特书。通过在各地游走的僧人宣扬佛法、佛经、文人记载的佛像灵验等故事,逐渐让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们深信,造佛像可以累积福报、庇荫子孙,于是蔚为风潮,亦产生“观佛”的修行方式,即观佛像进行忏悔,以此得道成佛。

佛教造像在唐代的变化

到了唐代,虽然李唐皇室信奉道教,不过仍有多位皇帝造佛像的记录,据《佛祖统纪》与《法苑珠林》载,唐高祖李渊(566-635年)为太祖元皇帝(李渊之父李昞)、元贞皇后(李渊之母独孤氏)下造等身佛三尊、唐太宗(598-649年)在终南山造龙田寺与等身佛像六尊。除此之外,還有唐高宗(628-683年)、武后(624-705年)与唐玄宗(685-762年)皆有在各地建造佛像的事迹。不过造佛像从魏晋流行至唐代,在求得佛法功德之外,还包含许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论皇室还是百姓,多是为家人造像,其中隐含传统孝道观念。

而魏晋时期佛教在南北方分别衍生出不同的特色,如,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造佛像也有南北差异,以南方来说,虽然也风靡造像、开凿石窟,但可能石材难寻、气候较北方潮湿等因素,佛像数目始终没有北方多。摆放的位置也有差异,北方多将佛像放在大道供人敬拜,而南方的佛像不仅较小,其地点多放置于寺庙与家中。

李唐皇室崇佛衍生的经济问题

唐代佛教大兴,加上自魏晋以来造像风气普遍,佛像买卖遂成为朝廷感到棘手的社会问题,因此唐代多不愿民间大量造像。唐太宗在位(626-649年)时,曾下敕令:“佛道形像,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竞来买购,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唐太宗还依《像法决疑经》的规定,认为买卖佛像的行为除了徒增贪心与攀比之心外,还有碍功德善举。

唐代宗时期(765─779年在位),寺院经济快速发展,以致“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佛寺观”,也逐渐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而唐代宗事佛的虔诚、规模都远远超过肃宗,不僅征发高僧49人常住长安大兴善寺,随时听候入宫念佛祈愿,每年正月、五月、九月都要在大兴善寺开坛灌顶,教化文武百官。尽管永泰元年九月(765)仆固怀恩(?─765年)领回纥、吐蕃兵,聚众10万、进逼奉天(今陕西咸阳乾县),京师戒严,但唐代宗依旧举行大规模、持续16天的讲经法会,命“两街大德,严洁幡花、幢盖、宝车,太常音乐梨园仗内及两教坊,诣银台门,百戏系奏”,平定叛乱都不及崇佛来得重要。

唐代给于僧人免税与免繇役等特权,不少男性为逃避赋役选择出家,造成朝廷征兵、劳役严重人力不足,官府借动员能力展现的公权力下降。另外,寺庙的土地也不用纳税,僧人仰赖百姓供养,也侵蚀朝廷的税收。长年累月下来,不少文人对佛教相当反感,如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778-820年)遣中使持香花迎佛骨于宫内供养三日,造成社会狂热的礼佛风潮。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768-824年)为此写《谏迎佛骨表》,担忧人们对宗教的迷信、疯狂,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灾难“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然而韩愈的下场就是“夕贬潮阳路八千”,遭贬官至岭南道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当刺史。

韩愈非常反对宪宗迎佛骨,为此写《谏迎佛骨表》。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武宗会昌灭佛 造像衰颓

果然不过20多年的时间,由于僧人造成的经济压力,终于迫使唐武宗(814-846年)于会昌年间(841-846年)发起一系列“灭佛”行动,史称“会昌法难”。当时共收缴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约26万人、被拆除的寺庙约有4,600间,对佛教来说无疑是场浩劫。

除了前述的税收问题外,中唐以来民间镕铸铜钱造佛像的情况非常普遍,让当时货币流通发生问题。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曾载:“河南尹王启奏,盗销钱为佛像者,请以盗铸钱论”;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朝廷下诏:“照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锾、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不仅限制铜不得用在佛像上,还下令私铸铜像者一律死刑,显示出朝廷对于民间私用铜钱铸造佛像一事非常困扰。

到了会昌六年(846),则规定只能使用黏土或木材制作佛像,且不可使用金银铜铁等金属宝玉装饰。武宗“会昌废佛”一事,虽打击佛教,使造像在此转入衰颓。不过当时规定任何铜像、钟磬、铁像必须上交朝廷,只有木石制作的佛像方能保存于原地,其政策实为朝廷搜罗不少佛像金属,缓解财政问题。

唐代佛教之所以兴盛,除了承自魏晋以来的基础外,主要与当时社会中外贸易交流活跃,使经济文化皆有大幅发展有关。然而,唐代佛教成也经济,败也经济。由于武周后,唐初以来实行的均田租庸调制遭到破坏,男丁所得土地不足,还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让多数农民无法负担,纷纷出家逃往寺院躲避赋役。而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枯竭、军费日增,因此过去享有特权的寺院僧人,蓬勃發展的佛像等華美造像,自然也成了朝廷主要打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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