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者:极左思潮是一种文化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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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一些大骂武汉作家方方的网文,有人说她“煽动负面情绪“,是“发国难财”,“消费灾难”,甚至影射她呼唤“八国联军”,并与“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打压遥相呼应。还有人发短信给我,称方方背后“有资本家在操纵”。某些人连方方这样平和理性的、用普通人的常识来思考与生活的作家都不能容忍,让人实在感到吃惊。

武汉作家方方早前因为关于武汉封城的日记将在海外出版,遭到中国一些网民的攻击,其中不乏喊打喊杀的偏激言论。(微博@白色大提琴)

前天,我自己也遇到一件怪事,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网友,发信没头没脑地问我,“你是不是对祖国有意见?”这个问题实在不知所云,难以回答,于是我回复说,“你是不是很年轻啊,这个问题问得真像12岁的学生一样。”他立即回复我六个字:“你是婊子养的。”由于此前我并不认识他,很想知道他是何人,于是查看了一下他在微信上的朋友圈,才知道他是类似某歌会组织的头头。人间社会与大自然一样,真是无奇不有。

我突发奇想,觉得社会上某些人中根深蒂固的极左的“阶级斗争”思维与盛行的“阴谋论”思维,自改革开放40年来,仍然如此死而不僵,时时发作,真的就如同是“新冠病毒(2019-nCoV)”一样:它总是引起人体的过度的免疫反应。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和以杀敌为己任的白细胞的极度增多,总是把人体中的健康细胞当作敌人来判断并予以歼杀,并在肺部形成粘液状的痰栓。这些痰栓堵塞了肺里的中大小气管,使新鲜的氧气根本无法进入。最后病人由于缺氧而活活地被痰栓闷死、被厚厚的粘液“淹死”。

受“阶级斗争论”与“阴谋论”思维影响太深的重症病人,如果不用常识理性的“吸痰机”,把这些极左的“阶级斗争论”“阴谋论” 的痰栓吸出去,将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无法吸入现实世界中的氧气。虽然日新月异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丰富而新鲜的氧气。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那场大灾难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它所形成的那种特殊政治文化与相应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病毒。它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们民族几代人的骨髓与思维中,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上的最强有力的“文化遗传病”。前些年来这种文化残余还处于“假死状态”,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气氛,就会如“新冠病毒”一样,突然在某些人群中爆发,并不自不觉地发生变异。

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想尽办法羞辱僧侣,令他们尊严扫地。(VCG)

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在新一代人体上获得新的适应性。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与高调的“厉害了,我的国”结合起来,在人群中的传播力会更为强大。它甚至把全世界都看作是崛起的中国的敌人,除了他们心目中的“厉害国”梦影幻觉,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都隐藏着邪恶国的阴谋。任何与他意见不合的人,都是“第五纵队”,都是“敌对势力”。当下某些人群中盛行的这种极左思潮,这种文化上的COVID-19,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极左病毒COVID-66的新的变异形态。其传播开来的速度看来还颇为猛烈。

如果我们民族不能通过人文教育与仁爱教育引导大众摆脱这种陈旧的文化惰性,这种文化病毒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最后会像潘多拉盒子里的妖怪一样,让社会陷入文化革命式的灾难之中。这正是我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刊载于微信公众号“萧功秦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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