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年】30年悲壮大逃港:深圳特区的催产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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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逃港潮时,他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1962年,深港边界爆发1949年后第二次逃港潮,许多逃港者被遣返。当时逃港可判“叛国罪”,遣返途中有人宁愿跳车自杀。(视觉中国)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香港与内地的脐带并未完全切断。对于许多内地人来说,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在清末民初政权更替之际,大批内地人移民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有无数内地人进入香港。香港沦陷后,食物短缺导致大量香港居民逃到内地。日本投降后,数十万人回流香港。随后因国共内战,大批内地难民逃往香港。

毗邻香港的深圳(当时称宝安县)是逃港的桥头堡,中共建政后同样如此。根据不同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从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的总人数,少则70万,多则200万。这起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惊心动魄的30年逃港史

根据《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逃港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至于小规模和零星的逃港,则一直持续不断。

大逃港:中共建政后百万中国人血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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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深圳,吸引内地无数年轻人到这里淘金,常住人口增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然而,在当时的深圳,由于大量人口逃港,当地曾经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原先国民党政权残留人员和“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阶级异己分子,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方式分为走路、泅渡、坐船三种,路线主要有东线、中线、西线三条。宝安县以西逃港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如果顺利,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线的逃港者大多持有县级证明(包括假证明),乘坐火车、汽车进入宝安,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东线多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翻越梧桐山进入香港。另外,还有一条二次逃港路线,即先偷渡到澳门,再转往香港。

有时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中国内地民众逃港路线图。(多维新闻制作)

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木棒。带头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逃港原因主要是贫穷与饥荒。当时,宝安县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0.7元,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0港元,两者悬殊100倍左右。“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建政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接踵而至,每次政治运动都波及一些群体,不少人铤而走险逃港。

广东海丰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乘船逃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潮。

当时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为了收容逃港者,宝安县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而边防部队是逃港者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逃港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逃港者被打死在滩涂和山上。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向逃港者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到香港后,绝大多数逃港者都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然后经商办厂,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为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做出巨大贡献。有人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四十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大逃港催生深圳经济特区

怎么应对逃港,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针对大逃港,陈秉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为什么说从三八线、柏林墙到深圳河,为什么总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你有没有看见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社会主义有问题。起码在经济上是不行的,政治上我暂且不评论,经济上肯定不行。从三八线、柏林墙到深圳河,个个都是这样的,这不是偶然吧。”

1962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委派到深圳和香港暗访,他发现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出许多。他写了四篇内参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港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有所松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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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此后十多年,依然发生多次逃港潮。而长期的反逃港,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遏制逃港,必须另辟蹊径。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视察,针对逃港问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表示,老百姓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78年7月,新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到宝安考察,在中英街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后,他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这种鲜明对比让习仲勋对问题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逃港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深圳市委发出《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14个公社、镇实行这项优惠政策,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

与此同时,广东又发生群体性逃港潮。1979年上半年,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近3万人。当时,全国上下出现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北京关注,国务院八位副总理开会听取广东省汇报反偷渡工作,习仲勋面临一大考验。

深圳市莲花山公园,中国第一座邓小平雕像。(路透社)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创建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得到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从而使广东“先走一步”这个历史性决策豁然诞生。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等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深圳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使经济迅猛发展。

特区第一任主帅吴南生回忆:“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深圳人,听说深圳设立特区后又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逃港基本绝迹。后来,香港人涌入内地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在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了赴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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