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大变局(三):误国忠臣与替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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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东西方巨大差距的使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开始松动的话;那么,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最后一个藩属国朝鲜的失去,则意味着中国历时数千年的“华夷观念”开始崩溃——败于西洋犹情有可原,败于东洋近邻“撮尔小国”的日本,“耻既甚矣,理亦难解”,扯下了“天朝上国”最后一块遮羞布。民族危机之下,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短短百余日新政迭出,却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内部守旧派的政变下戛然而止。光绪皇帝被囚,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维新派被逐出朝廷,加之此前因甲午战败以恭亲王奕訢、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中央失势,守旧派在清政府中枢全面上位,掌握中央政权。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守旧的迷雾中。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在故宫举行阅兵仪式。(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在逃亡的同时,慈禧一面下诏镇压义和团,一面寻找替罪羊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臣子,声称自己不过是受人蒙蔽。“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国败坏若此。大小臣工,试念平时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

在议和后的惩办祸首中,曾经的主战派全部被出卖,自端郡王载漪以下126名大小官员受到惩处。被列强视为“祸首”的,载漪与其弟辅国公载澜原本应处死,但被清廷保下改为发配新疆;庄亲王载勋、督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勒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尚书徐承煜“即行正法”;已死去的刚毅、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追夺一切官职并撤销恤典;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永不叙用。

相对于载漪等人在庚子国变中的别有用心,刚毅、徐桐、赵舒翘、毓贤、李秉衡等人作为守旧派,昧于大势盲目排外,但毫无疑问都是爱国者。事实上,他们与义和团何其相似,都希望通过“排洋”恢复传统中国的秩序。而当事不可为时,徐桐在北京陷落后悬梁自尽,李秉衡募兵北上勤王战败后自杀,比之慈禧、载漪等人可谓天差地别。清末民初立宪派代表人物赵凤昌谓李秉衡为“误国之忠臣”,诗人黄溶感叹“国事至此,正坐有无限若干之‘误国忠臣’也”。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为这些“误国忠臣”鸣不平。“盖附和义和拳是一事,督师(李秉衡)御外兵又是一事……李督师于危难之际以卫京国,既战而败,遽以身殉,一死亦颇壮烈,而竟坐以拳党之名,使身后永负遗谤,是可哀已。”赵舒翘被判斩立决时,西安绅民闻讯为赵请命,愿以全城保其免死。

此前被清廷处死的主和派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则是慈禧的另一批替罪羊。议和后,五人根据《辛丑条约》平反,追复原官。时称“庚子被祸五大臣”,又称“庚子五忠”。

一边是备受时人尊崇的“误国忠臣”,一边是曾被视为汉奸的“庚子五忠”,主战也好,主和也罢,都难逃一死,可悲,可叹。时人刘治襄在跟随慈禧返回北京后不禁感叹:“经年播越,劫后归来,城郭依然,人民如旧,两宫此际,不知作何感想耶?”

不过,经庚子一役清廷守旧派被横扫一空,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维新改革的步伐,谁料想满清的红带子黄带子们与慈禧一样,精于弄权疏于任事,以改革之名行排汉收权之实,一步步失去人心,埋葬了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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