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年】狂飙突进的“硬件硅谷” 深圳遭中美冲突波及

撰寫:
撰寫: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省的明星城市深圳有过这样一番评述和指向。

其实,自1980年被设立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以来,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深圳历经40年狂飙突进的发展,已然跻身于中国最发达城市群体,与北京、上海、广州等成名已久的城市并列,并在全球视野崭露了头角。

这座城市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多种因素的集合,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搭乘上了现代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很快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展现了问鼎全球科技创新至高地的巨大潜力。但也正因此,深圳成为21世纪中美大国之争火力投注的一个焦点。

深圳——“硬件的硅谷”

如果不是中美贸易战,尤其是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目标的定点攻击,包括很多中国人在内的人们可能对这家成长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的科技巨头还没有多少了解。

华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7年创立于深圳市,当时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经历30余年后,华为已经成长为一家在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与此同时,华为也是数量繁多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代表,与深圳这座城市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进步,并相互成就了自己。

在企业数量方面,2013年,深圳市经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2017年则突破一万大关并达到11,230家,至2019年底更是超过17,000家。这也意味着仅在2018年、2019年两年间,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就猛增约6,000家。如此发展形势颇令人有叹为观止之感。

在专利申请方面,2019年深圳知识产权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五项核心指标居中国第一。具体而言,2019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为261,502件,占中国专利申请总量6.23%,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4.3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3.22%。

在人才方面,根据深圳人才局的统计数据,2018年全市人才队伍总量达510万,按照同期常住人口1,302.66万来计,人才的比例已经达到39%。截至2019年末,深圳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83.50万人,比上年增长10.1%。虽然高校数量不及京沪,但其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却不遑多让。

“中国创新看深圳,深圳创新聚南山。”深圳市南山区似乎尤其引人注目。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2018年南山区的GDP突破了5,000亿,常驻人口约为142万人,人均GDP超5万美元。此地集中了中兴、华为、大疆、腾讯等科技巨头,因此一度有调侃将中美贸易战比作美国与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的贸易战。

众所周知,美国硅谷是当今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也是世界高新技术创新发展的开创者和中心。中国的深圳市也常有“中国硅谷”之称,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创业指数》报告曾指出,中国当前的创新创业模式主要有三个典型的代表:以深圳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创业模式、以杭州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创业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创新型创业模式。

《价值线》杂志曾有一篇文章《争夺“中国硅谷”》分析,北京高校云集,金融资本雄厚,IT企业数量全国领先;深圳是全球公认的硬件产业中心,全球手机近七成出货量、平板电脑近45%出货量来自这里;上海外资企业云集,而且是全国网络游戏和手游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旗帜,O2O、互联网金融等新行业亦发展的欣欣向荣;而在阿里巴巴的故乡杭州,马云正在挥动大旗,推动小微企业的互联网化,包括网商以及互联网支付的新技术,新理念正在不断推出。

的确,以硬件著名的深圳有“硬件的硅谷”的称号。“中国创客第一人”李大维坚信:“如果你的公司是做硬件的,就必须去到深圳。”硅谷著名的孵化器HAX中国创始人Benjamin Joffe称:“深圳是中国硬件的硅谷,这一点没有争议。”而HAX总经理Duncan Turner也称:“深圳是硬件的首都,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的供应商,对接制造商和工程技术人员。”

著名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是从硬件起家,在该领域闯出门道,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其他多个领域。

事实上,美国硅谷早期企业也是依靠从事加工制造高浓度硅的半导体行业和电脑工业发家。而像极了美国硅谷的中国深圳,会不会也以本市雄厚的硬件优势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其他高新技术领域,并夯实其所谓“中国硅谷”的名号呢?

看得见的“政府之手”

中国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认为,中国国内创新科技无非两种模式:北派模式、南派模式。“北派模式的典型就是北京的中关村模式,以政府主导,推动大学、科研院所跟产业作对接;南派模式就是深圳模式,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深圳的数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这一论断。在深圳,有6个90%之说: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企业和市场,确实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另一方面,即使对深圳而言,政府的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深圳之所以成为深圳,其实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大变局的其中一个结果。

早在1978年1月,中国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调查研究建立宝安县外贸基地问题,5月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建议把宝安、珠海建成商品出口基地。1978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把宝安县改为宝安市,建立中等的地级市,建成外贸基地。再到1979年1月,宝安市被正式改名为深圳市,深圳由此开始书写自己的全新历史。

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深圳第一个开发的地点是招商局承办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4月,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并向中央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各划出一块地,建立“贸易合作区”。中央工作会议当月即决定《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同意在深圳等地试办“出口特区”。

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作为广东省主要领导人习仲勋说过一句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在深圳崛起之路上,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角色分工与共同导向。

另外,深圳在闯荡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三来一补”企业的繁荣。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为深圳早期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相关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后果也令人触目惊心,需要进行产业转型。

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决定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并迁走特区内已办的属于污染环境的“三来一补”加工业。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

有分析称,正是得益于这次提前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同时也开始了产业的第一次升级。由于此时正逢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搭乘了这次便车,因此成就了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代。

另外,在看不见“政府之手”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之外,深圳市政府并非只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守夜人”。例如,深圳市的人才政策效果显著,每年上演的“抢人大战”令许多人才流出城市颇感不满。其“孔雀计划”等措施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用以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深圳市近年每年安排不低于30%的财政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合作办学等方式建立起一批批高起点、高标准的高等院校。深圳天健集团总工程师江建介绍称,“政府会热情介绍政策扶持情况,主动了解企业需求,甚至会催着你来申请项目。”

可见,深圳的崛起并非偶然,也不是只有市场因素在驱动,而是政治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艰辛探索的结果。深圳的这种相互配合与合作的方式,正是中国长达40年改革开放强劲发展的一个密码,也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在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里,40年不过白驹过隙的一瞬;在波澜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里,40年也只是触目可及的一小段。不过,40年已经足够让深圳市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也让中国以新的姿态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本文转自《香港01》,略有编辑调整)

推荐阅读:

「版權宣告:本文版權歸多維新聞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